毫无疑问，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社会发展而言，政治体制改革较之于经济体制改革则相对滞后。尤其到了目前社会发展的关键期，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产生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焦虑”。伴随这一焦虑，是社会民众对政治改革的急切渴望，以及对其深层问题的深度追问。我们也不难理解《人民论坛》杂志因此而组织的“新政治观”讨论引起的强烈反响了。

　　所谓的新政治观，为当前沉闷乃至于沉寂的政治改革理论研究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刺激了目前政治改革理论研究的敏感神经，产生了某种“鲶鱼效应”，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其意义至此已经足够了。当然不能指望它成为一种灵丹妙药，一剂下去就能平抚目前我们的政治焦虑，但就所谓新政治观提出的或间接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目前中国所缺的是政治自信和政治勇气，并不是什么新政治观

　　进一步而言，用所谓新政治观的核心观点并不能真实而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当下的政治改革问题。若用“新政治观”来概括会误导广大民众。

　　新政治观的作者指出，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政治观是人们对政治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讲是对政党、政治制度、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所谓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政治权力运行等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可以看出，这里对“政治”与“政治观”的看法一点也不新。在我看来，新仅仅在于用旧的政治学理论分析了中国政治实践中的新问题，因而，是分析的对象新，而不是理论本身新。

　　在政治学理论中，历来就存在着多种“政治观”。诸多“政治观”的分歧不在于对政治本身有着多么不同的见解，而在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设计政治制度。如以个人为政治分析单位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因而崇尚的是“天赋人权”、“公”“私”分明、政府合法性来源于民、政府(政治)为“恶”、制约权力等政治制度设计理念；以“阶级”为政治单位的政治观是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理论，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理论的根本在于，个人的本质是社会的，社会的个人，以“阶级”为经济和政治单位并以此构成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马克思发现了阶级这一看似为经济团体的政治意义，因而，以阶级为基本元素的政治理论可以分析解释任何阶级社会的政治生活，与此相应的政治制度设计也以阶级斗争为着力点；以“团体”为政治分析单位的政治观，其本质特征是对“团体”去政治化，将社会中个人存在形态的“阶级”还原为价值中性的“团体”，其政治制度设计自然也就以满足社会中多元政治团体利益为基本理念。这种政治观中的“政治”成为一种凌驾于各种政治利益团体之上的、协调各种政治利益的管理“艺术”。第三种观点往往被冠之以“现代政治观”。

　　用“现代政治观”来分析目前中国的政治实践，恰好可以推论出“新政治观”作者所提出的论断：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而价值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看，革命与执政差异很大。革命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执政时强调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阶段通过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执政阶段则必须满足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革命阶段为了根本目的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执政阶段不能通过牺牲来实现，只能提供各利益群体的平等博弈来调节利益，等等。所以，“新政治观”的“观”并不新，新只是将其用来分析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现实而已。

　　那么，这种“新政治观”的解释效力又如何呢？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经失去作为“整体”的阶级存在的元素，因而，继续坚持革命党的阶级性的政治思维显然是不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旧有的作为整体的阶级不存在了，而各种新的“政治利益团体”却是客观存在的。说得温和一些，经济利益团体的不同政治诉求已然存在，且相互之间的政治诉求、分歧乃至斗争越来越尖锐。其中，社会最为焦虑的是：经济利益与特定政治权力的结合或者融合，越来越“固化”、“板结化”，这已经被社会诟病为“权贵阶层”。当前的这种现实，用所谓“新政治观”能否有效“协调”？能否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塑造新的政治信仰、设计新的政治制度、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我看未必。其实，中国共产党不应丢失它的最基本的一个政治信念：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现在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不缺乏政治理论，缺乏的是必要的政治自信、政治胸怀、政治勇气和政治行动。

　　在政治认识上，区分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

　　在政治认识上，区分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给社会民众的政治想象留下空间，给社会民众对政党政治的认同、反思乃至检讨留下余地，给社会民众的政治情绪发泄留下场域，给政府的行政改革与政党的政治思想、政治操作留下缓冲地带。从政治学理论上讲，政治与行政的区分是一个基本的原理，并不新，但是，与前述所谓新政治观类似，在目前的中国，用来分析、引领社会民众的政治认识却具有崭新的意义。其实，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化是现代政治观的基本要求。随着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复杂化，政治系统本身必然要经历一个专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就是政治与行政的分化。

　　当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胜利品属于胜利者”的政治理念支配下，对政党于国家的统治采取了“政党分肥制”，致使执政党因利用直接掌握国家行政资源的“天然优势”变得越来越腐败，产生了权贵结合的腐败阶层，可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反思和改革的结果，是确立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现代政治观念与政治机制。政治学家威尔逊曾激动地借一位德国学者之口赞叹说：“政治是所涉事情重大而普遍的国家活动；行政相反，它是关于个人和细琐事情方面的国家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活动家的特殊领域，行政则是技术官员的领域。虽然政策若无行政的帮助便一无是处，但是行政并不因此就是政治。”政治与行政的区分，要求在政党政治的背景下，给政党政治的人事及制度安排划定一条边界，将其从政府的日常行政工作中排除出去。政治依靠选举，行政依靠考试，政治依据选举而进退，行政依靠考试而出入。

　　依照这样的理论来观照中国的政治实践，虽然在过去的政治改革中我们也强调过所谓的“党政分开”，但从整体上看，现在的政治生态所呈现的是政治与行政合一，事实上也是多层面的二合一。这种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不加区分、不加隔离带来了许多问题。第一，党对行政权力的直接行使，确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腐败；第二，政党的某种政治理论没经过必要的“反思与检讨”就直接转化成政治制度以及行政政策，增加了失误的可能性；第三，某种行政政策的失误或者不妥，本来只是在政府的行政层面，但可能直接“归因”到政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认识；第四，在此情况下，社会民众的政治焦虑，有可能只是源于对现行各种具体的行政政策的迷茫与不满，但却不经过任何环节，迅速指向政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认识，进而转化成对党的领导的不满。

　　事实上，从政党的政治思想到政府的行政政策要经过许多环节，在这些环节的流转中，有可能出现所谓的“中央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中央是好样，下面变了样”。如果我们的党政分开做得更好，如果社会民众能正确认识政治与行政的区别及其意义，那么我们完全有可能做到行政上的不满并不影响政治上稳定。现在已经造成社会普遍不满的大成本“维稳”的困局也会得到改善。当然，在中国，区分政党政治与政府行政最终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但是，理论引导实践，确立这种现代政治理念却是不可忽略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不必“重新解读”

　　从政治信仰角度看，目前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重新解读政治信仰”，而是要区别社会理想政治信仰与个人政治信仰，保持二者之间适度的张力，形成政治信仰之间的良性互补与互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不必“重新解读”，解读来解读去还是共产主义信仰。改革开放以来，诸多理论都在“重建”信仰，到现在效果甚微。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但觉得并没有说服大众。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民众需要在党的政治信仰之外有自己的信仰。在西方，民众的信仰基本就是宗教信仰。在中国，民众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未必不可。当年周恩来同志就说过，到共产主义社会要不要宗教信仰还不能把话说死。我们的宪法也规定，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在于，在当下的中国，纯粹的个人精神的宗教信仰很难想象，它总是要与政党、国家的政治信仰相交集！也就是说，在中国，每个人都有从个人角度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党和国家所引领的社会政治理想的信仰。这就引出了一个党、国的社会理想政治信仰与个人政治信仰的关系及处理方式问题。一般来说，个人政治信仰虽以不同的个人为载体，但在其“超越性”上和社会理想政治信仰是同构的。在革命与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个人政治信仰往往直接寄托于特定的社会政治信仰之中。特定的社会政治信仰也具体地渗透在个人政治信仰之中。但是，在社会转型期，或者说，在社会发展的特定理想目标被社会转型所阻断或被解构重塑的时候，个人政治信仰与社会理想政治信仰就会严重错位甚至相互背离，整个社会原来依靠政治信仰而产生的政治凝聚力就会下降乃至消解。中国社会目前就是这种情况。解决之道在于：放松个人政治信仰的构建空间，以克服僵硬意识形态教化所带来的民众逆反情绪，形成自觉的民众个人政治信仰系统，与党、国特定政治信仰形成互补及良性互动。

　　中国目前的政治焦虑，原因在于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政治沟通不畅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依赖于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建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对外应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政治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对内则应融合民间社会的政治心声与表达方式。

　　所谓新政治观提出了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政府、精英、平民三大政治话语系统，并指出“三大话语系统不交融”，其后果将导致“撕裂社会”。其实，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政治精英话语体系”。独特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的体制，导致了所谓的政治精英一般都在“体制内”。共同的政治立场与利益，使得所谓的政治精英话语体系往往就是政府话语体系，或者说，政府话语体系往往通过自己的政治精英话语体系来表达与传播。至于平民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国则是一种“政治奢望”：场域很小、通道很窄、偶然性很强、影响很微，完全不能用与政府话语体系并列的“体系”来描述和总结。

　　因此，当我们强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时，先不说对外传播内涵与世界政治文明的“相容相通”问题，仅就对内而言，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在认同、确立某种政治理念、设计某种政治制度的时候，一是要广泛听取民间社会大众的政治心声，二是用民间社会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说让民间社会广大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这正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社会化”与“大众化”战略问题。现在，在政府话语体系中仍然充斥着假、大、空的程式化的词句、命题、原理，甚至让民众极为反感的“文革体”也有所回头。这些话语读起来很涩，想起来很难，记起来很空。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推进，社会的“政治共识”不可能越来越“一元化”，而是会越来越“多元化”，这就决定了政治话语体系也是多元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话语体系将会是一种包容世界各种政治文明、反映并表达传播社会民间各种政治心声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

　　(作者荆学民为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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