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际思想周报｜恐怖袭击后心理阴影为何难愈，计划灭绝的危险）

恐怖袭击心理阴影为何难愈？

2015年11月14日，法国巴黎，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的家属抵达应急心理干预辅导中心。 东方IC 资料图
本周，心理学家兼小说家阿伊蕾特 贡达尔-戈申在《金融时报》撰稿，探讨了恐怖袭击的心理阴影。
作者描述了1994年他12岁，当时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发生了首起巴士爆炸事件，导致22人死亡。第二天母亲在午餐盒上放了一个字条：“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始终要确保你知道紧急出口在哪里。参加室外活动的时候，确保有一条通路，在需要时可以逃生。”在恐怖袭击活动之后，大人们不让孩子看新闻：“这不是小孩们看的，”小孩们可以闻到恐惧：它具有强烈的气味，就像是打湿了的狗毛一样。汽车发动机的每一声巨响都会让所有人吓一跳。
在购物中心、餐馆以及音乐会上，人们彼此猜疑地看着对方。熟知的这条街道似乎随时可能变成一个不同的星球，一个燃烧的丛林。每一次恐怖袭击之后，街道上恐惧的气味在最后一台摄像机关闭很久之后还久久不散。
如今，每个人都在谈论恐惧。每个人都在问，欧洲应该如何应对恐惧。从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一直回溯至14世纪的黑死病，恐惧只是欧洲社会面临的一长串威胁中最新的一个。但是当人们说“威胁”的时候，指的是什么？
恐惧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对极端畏惧的一种主观体验。它当然具有政治和经济含义，但这是由心理上的体验推动的。恐惧针对的是人们的心理：它对民众心理上的威胁远远超过它对他们人身安全的威胁。与恐怖主义共存就是要争取维持清晰、冷静的头脑。与恐怖主义共存就是要直面心理上的威胁，而不是陷入焦虑之中。
心理学家区分了外在威胁和内在威胁。外在威胁是现实存在的：一头狮子，与老板发生冲突。这些是基于客观数据的客观问题。在1346年的法国，你有50%的几率死于黑死病。这不是主观或心理上的威胁。这是现实。
内在威胁有所不同：人们专注于对危险的心理体验，无论客观事实如何。欧洲遭受全球恐怖活动的客观威胁相对较小。恐怖分子真正取胜的地方在于主观上的威胁。
自2015年初以来，恐怖主义夺去了逾265条无辜的生命。但作者认为欧洲城市中的恐惧气味来源于心理因素，而非日常生活中的客观威胁。恐惧的真正悲剧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对彼此的态度，开始仅仅因为某些人的样子而畏惧他们：他们的肤色以及他们的穿着。内在的那个通常被迫保持沉默的种族主义者，忽然张开了丑陋的嘴。
作者问，有没有可能能够学会与恐惧共存，就像学会与交通污染共存一样？
计划灭绝的危险

病毒显微图片：理论上来说，如果“基因驱动”技术被合法利用，可用于消灭经蚊子传播的疾病，如疟疾、黄热病等。
近日，作家克莱尔 霍普 卡明斯（Claire Hope Cummings）在Project Syndicate介绍，有一项危险的犬儒主义运动正在进行中，宣扬在物种保护中使用一种强大但问题重重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绝不仅仅是日常所见的“转基因”；而是一项全新技术，能以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变生命系统。
名为“基因驱动器”的技术代表了下一代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编辑前沿。该技术跨越了遗传标准规则，从而改变整个物种的未来。这是一项具备前所未有的力量的生物工具。然而，在没有充分考虑相关伦理、生态和社会问题的情况下，许多人积极地推动在物种保护中使用该技术。如，一项方案准备使用该技术减少某种携带禽疟疾的蚊子的数量，以此保护夏威夷考艾岛的本土鸟类。
这些方案背后的假设是人类具备控制自然的知识、能力和审慎。能够——也应该——使用人为驱动的灭绝来解决人类引起的灭绝，这一观念简直骇人听闻。
作者称绝不是唯一一个感到担忧的。在正在夏威夷举行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会议上，一群著名自然保护主义者和科学家发表了一篇题为《保护需要良知》的公开信，要求停止在保护中运用基因驱动器技术。作者是署名者之一，其他人还包括环境保护标志性人物大卫·铃木（David Suzuki）、物理学家福利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原住民环境保护网络（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Network）的汤姆·戈德图斯（Tom Goldtooth）以及有机生活先驱尼尔·纽曼（Nell Newman）。
这场始于IUNC会议的讨论将在今年12月的墨西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上继续进行，届时全球领导人必须考虑在全球范围内暂停基因驱动器技术。这些讨论体现了公民社会领袖的要求——全面考量与使用基因驱动技术有关的科学、道德和法律问题。
在作者看来，将焦点集中在用基因驱动技术保护物种只不过是骗取公共接受和监管覆盖的伎俩。当能够把它包装为好东西，从而走后门引入时，为什么还要把它暴露在公共监督下，接受可能的约束？对基因驱动技术鼓吹者来说，谈论它们的风险再明显不过了。
作者认为，基因驱动器甚至不同于“转基因”，和曾经看到过的一切都不一样，它可以说是人类的自我控制的终极考验。真的可以信任科学来指导吗？不顾一切地要与技术“妙招”休戚与共，把它作为前进方向吗？
幸运的是仍然有得选。基因驱动器能改变人类与自然界的基本关系，这一事实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人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做很久以前就应该做的事，它们与核和转基因技术有关：花更多的精力关注人类创造力的危险——以及更加尊重大自然的智慧。
意大利面临的生育难题

本周，《纽约时报》报道了意大利“生育日”引发的争议。有一则广告描绘了一名女子举着一个沙漏，旁边写着：“美没有年龄限制，生育有。”另一幅广告上是一双婴儿鞋，上面用意大利国旗图案的丝带扎了个蝴蝶结。还有一幅显示一名男子夹着一根烧了一半的香烟，旁边写道：“不要让你的精子随烟而逝。”

这属于政府为宣传9月22日“生育日”而开展的活动的一部分。这项宣传活动旨在鼓励意大利人生育更多孩子。但这些广告反倒引发了公愤，被人谴责粗俗无礼，在几天内就撤下了。不过，它们的确成功地激发了更深层次的持久讨论，促使人们探讨为何意大利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以及可以就此做些什么。
批评这项宣传活动的人士表示，问题不在于缺少生孩子的欲望，而是因为在一个依然主要由家庭照料孩子的国家里，人们缺少来自政府和雇主的实质支持。“我应该是这次宣传活动的一个样板，但我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冒犯，”37岁的维多利亚·亚科韦拉说。她是一名记者，养育了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8岁。“政府鼓励我们生孩子，但意大利主要的福利系统依然还是祖父母。”
很多没有大家族帮忙照顾孩子的职业女性要面临两难的选择，因为私人托儿所价格昂贵。一些人也担心，因照顾孩子的问题而请假，会让她们工作不保。许多企业没有给职业母亲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
意大利生育率长久以来的减退，恰好赶上了近些年的经济滑坡。但意大利家庭的萎缩已经持续几十年了。
在2015年，意大利共有48.8万名婴儿出生，是该国自1861年统一以来人数最低的一次。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数据显示，意大利是欧洲婴儿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个女性生育1.37个子女，而整个欧洲的平均数字为1.6。
“从理论上讲，意大利女性拥有平等的权利，”意大利知名女性主义杂志《我们女人》的主编蒂齐亚纳·巴尔托利尼(Tiziana Bartolini)说。“但现实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码事。大家期待由女性来照顾孩子。如果是生活在服务比较好的地区或是小城镇里，她们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而如果是生活在混乱的大都市，附近又没有亲戚倚靠，她们在怀孕这件事上就会很谨慎。”
在接受电台采访时，就连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也与由他手下的卫生部长发起的这项宣传活动保持距离。他不无讽刺意味地指出，自己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在看了广告之后要的孩子”。
意大利卫生部长贝亚特丽切·洛伦津(Beatrice Lorenzin)在Facebook上做出了回应。她写道，设置生育日不是“呼吁繁殖”，而是让大家在这一天就“15%的意大利人都要面对的生育问题”进行讨论。之后，她迅速取消了这项宣传活动。
“意大利有一种糟糕的组合：生育率低、女性就业率低，以及儿童贫困风险高，”在位于米兰的圣心天主教大学担任人口学教授的亚历山德罗·罗西娜(Alessandro Rosina)说。“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意大利只会有更多的老龄化开支，也会背上更多的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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