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向日本派常驻记者始于1964年，比1972年中日帮交正常化早了8年。中国众多媒体向未建交的国家派常驻记者，在派出记者多年后才正式建记者站，日本是独一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1964年4月，中日双方就在北京和东京互设“廖承志·高碕贸易办事处”达成协议，并交换了互换新闻记者的《会议纪要》。这两件事被认为是中日关系从单纯民间往来到半官半民交流阶段的重要标志，也为日后中日关系全面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时中方向日本派出的7名记者，来自7个新闻单位，故有“7家7名”一说。

　　那时，国际上反共气氛甚浓，日本自然不例外。中国记者的活动受到日本警察全天候的监视。人民日报记者老陈曾以讥讽的口吻写道：“警察的保护做得实在是认真而周到。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驱车外出，警察必驾车相随。我们步行出门，他们也不即不离地奉陪。有时我们去商店买东西，警察看见我们手里拿的东西多了，赶忙上前帮助提购物袋，殷勤之态可掬。”

　　除了监视，日本当局还故意制造事端，给中国记者采访活动设置障碍。1966年6月，就发生一起动静很大的事件。5月底，美国核潜艇“小鹰号”驶进横须贺港，愤怒的日本民众连日集会游行进行抗议。人民日报记者陈泊微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高地前往采访，站在街边观看，偶而走近游行者问几句。不料6月4日，东京各大报和电台、电视台均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造谣说中国记者“参加了游行”，并且同游行者一起喊“核潜艇滚出去”的口号。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在内阁会议上报告称，“这是超越采访的政治活动”，首相佐藤也表态说，对这一“重大问题”要严加调查。日方开始谎称掌握确凿证据，但始终拿不出来，因为圧根就沒有那回事。

　　面对如此事态，6月5日，陈泊微除了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还于当天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由他和高地分别宣读了中文和日文书面声明，辟谣驳诬。6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新闻，标题是：我两名记者发表声明驳斥日本当局造谣，谴责佐藤政府破坏中日人民友谊。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开展工作，中国记者有一套独特的管理体制。他们7人对外称为“中国记者团”，对内都归新华社东京分社领导，人员统一管理，工作统筹安排。出于安全考虑，规定任何时候外出，必须二人同行。报道内容有明確政治取向：想方设法报道日本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事例;全力报道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爭;揭露日本反动当局亲美、反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行径;多报道日本经济危机严重、中小企业纷纷破产，等等。

　　如此一来，报道面便限得很窄，也有失客观。实际上，日本人在战后奋发自强，在废墟上复兴和建设国家，成就显著，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鉴于国内外政治生态，这些被视为禁区。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让人加深这样的认识：新闻报道都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区别仅在于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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