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四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圆满闭幕，“结构性改革”成为最热词汇，结合过去一个月最高层反复提及的“供给侧”改革，可以说新一轮改革指导精神的“理论话语”已经确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进一步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随着中国从“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当前经济面临比较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进入消费型社会，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这也是欧美羡慕中国的地方，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内需市场，完全可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支撑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是，我们当前很多政策和产业结构，依然停留在投资型社会阶段，而不是迎接喷涌而出的巨大消费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指出产业结构要“加减乘除”并举，而非单纯地“关停并转”，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

用产业升级留住中国消费者，必须通过更高效率的生产要素配置，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的效率，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过去一年多来，国务院力推的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地方政府以PPP模式为核心的投融资体系升级、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就是强化市场的力量，弱化各级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需要看到，如果没有对行政领域和一些行业“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的限制，新一轮的“去产能、调结构”，又会像前几轮一样无功而返。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攻关领域。国有企业涉足战略性国民经济部门，与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并不矛盾。2015年9月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对国有企业在分类监管的基础上，从传统上的“管人、管事、管钱”，升级为“管资本”，促进国有企业供给系统的生产效率。

实践经验证明，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并非源于“国有”的所有权结构，而是在企业治理结构上的政企不分。国企的监管者和经营者应该被严格区分，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在笔者看来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特别是在竞争性国有企业领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本来就应该是企业家，各级员工不应该有行政序列编制和类似公务员的“铁饭碗”。

国有企业需要有层层设定的绩效考核，并与弹性的收入挂钩；国企带头人除了自己要接受严格的绩效考核，还必须被充分授权，能够根据市场竞争需要选人用人；国资委等监管部门则通过任命董事长和监事长，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行使股东权利，不直接干涉企业运营，依法市场化公开聘用、考核企业管理团队。

这种国有企业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必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无条件、盲目”服从各级政府指令，回归到企业经营本质，重视投资效益、重视技术创新、重视人才培养、远离产能过剩行业，最终通过微观的企业盈利状况改善，汇聚为宏观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环顾当今世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其实都面临“次贷危机”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但是由于选举周期影响，决策者往往只能通过“周期短、见效快”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赤字投资等“救市、维稳”。可以预言，在新一轮创新驱动的物联网大潮中，哪一国的宏观政策及早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型，放眼长远地转向长期的提升效率和提高增长潜力，哪一个国家就能更快地调整好自身结构以适应“工业4.0”下的发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赛中胜出。（作者系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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