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The Globalist-Fatma Benli）土耳其妇女佩戴头巾是个宗教行为，在军队这样的世俗力量主导了土耳其政府之后，它被禁止了。1997年2月28日，“后现代政变”发生，繁荣党领导的联合政府被推翻。随后执政者以保护世俗政权为借口，推行了严格的“头巾禁令”。

　　禁令导致的结果是，戴头巾的女性不得进入包括大学在内的任何“公共区域”。这项禁令一个简单明了的目标，就是让这些女性远离公众的视线。

　　这项禁令也使得土耳其社会发生了两极分化。禁令的支持者认为，土耳其的现代女性不需要头巾——它只是用来颠覆世俗民主秩序的政治工具。

　　但与此同时，女性经常不得不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或者学校门口更换服装、解开或戴上头巾，就好像自己有着双重身份。没有人关心她们被迫这么做时的感受。

　　到2010年底，在不少工作场所，头巾禁令仍在继续发挥效力，但土耳其的大部分大学已经解除了头巾禁令。随着法令解禁，女生们在着装方面也不必再那么小心翼翼了。过去的说法是，允许戴头巾的女学生进入大学，会给不戴头巾的女生带来压力，也会有损土耳其的世俗国家形象。但现在这种说法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

　　然而，这场关于戴头巾的妇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争论，延续了整整13年，不但让很多妇女接受的教育支离破碎，也透支了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时间和精力。对头巾禁令的辩论正酣时，人们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事——那些制约女性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潜力的问题。比方说，女性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权益过低的现状，都阻碍了女性权利应有的发展。如果不赋予女性真正的权利，土耳其的长期发展和未来繁荣必然会受制约。

　　在任何国家，妇女们行使自己权利的能力显然都和她们的个人财富密不可分。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土耳其妇女不论是在家庭内外，既不能获得固定收入，也没有足够的财务能力。

　　尽管各方在鼓励女性参加工作，但参加工作的土耳其女性只占女性人口的27%。而在另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女性的工作比例达到60%。

　　女性参与政治的权利也受到阻碍。在土耳其81个省中，只有1个女省长；918个县中，只有20名女县长；25名内阁部长中，只有家庭和社会政策部长Fatma ahin 1名女性。

　　戴头巾的妇女依然不被允许从政，在就业市场也受到歧视。除了极少数的例子，戴头巾的女性是不可能为公众机构工作的。在私营企业，戴头巾的女员工同样不受欢迎。就算她们被雇佣了，也都是被安排做不起眼的工作，报酬也很低。

　　只要土耳其女性还在因穿戴问题而受到区别对待。这场对戴不戴头巾的讨论就会继续掩盖那些有关女性社会状况的真正问题，延误问题的真正解决。现代化并不是用对衣着的选择来判断的。仅仅通过立法或者国际条约来赋予个人权利是存在不足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让每个人都能实践自身的自由，而不会遭遇歧视或阻挠。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半数以上人口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国家，它的发展潜力很难被全部发挥。这一点没有改变，真正繁荣的到来就会被推迟。土耳其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不能止于对女性权利立法，同时也应该采取行动来促进这些法条的落实。

　　同样重要的是，读者应该理解，他们对头巾的本能的厌恶，实际上无益于妇女权益。妇女对于是否戴头巾，应该有完全的自主权，这是包含在她们的着装自由和宗教自由之中的。为了自主选择权而站出来说话，是迈向自由至关重要的一步。█

　　译注：本文作者Fatma Benli是土耳其律师和女性权益活动家，她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由于头巾禁令而被迫停学，现在已恢复学业。

　　（财新记者 田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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