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踪过肯尼迪的遗孀，尝过影星马龙·白兰度的拳头，一手创造了“现代美国名人”概念，甚至可以说没有罗恩·盖拉就没有现在蓬勃发达的八卦产业。

　　我第一次见到罗恩·盖拉是在闯入他家后。这位臭名昭著的狗仔和他的妻子贝蒂住在新泽西一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豪宅里。门前有一个白色大理石喷泉；房子前面是巨大的柯林斯式石柱。难怪HBO电视台侦探曾经登门拜访，有兴趣租下这幢房屋，当作《黑道家族》中黑帮老大的家。（电视台后来改了主意，因为房子后面没有游泳池，只有一座兔子坟墓。）

　　在房子前面有印在水泥地上的手印脚印和盖拉的签名，很有好莱坞名人大道的风格。我走上前，按了几次门铃，但门铃好像坏了。于是，我扯开嗓子大叫，“喂？喂？”然后扭开门把手，犹豫地打开了一条缝隙。只见眼前有好多双蓝眼睛。丽兹·泰勒、芭芭拉·史翠珊、罗伯特·雷德福。有十多张黑白照片，它们的瞳孔染了颜色，装在大幅相框中—一个全是名人照片的私家画廊。客厅中央是一张红色的S形沙发，围绕它的是一个两层楼中庭。我向左转身，被杰姬·奥纳西斯（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遗孀，后来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大照片吓了一跳。我只能看见她的充满惊讶表情的眼睛，肩膀挡住了她的下半张脸。

　　突然，盖拉出现，一根三脚架被他当成拐杖杵着。不久前他刚做了膝盖手术。“”喂，“喂，进来！”他大声说，友善，但声音粗哑。即使在77岁高龄，盖拉仍然是个让人害怕的大个子，粗犷的五官，拳击手式的鼻子，断断续续的笑声。我们走过沃霍风格的地毯、经过壁炉、走向餐厅桌子。桌子上堆放了一大堆书和出版物。他拿起其中一本他最喜欢的递给我。书名叫《迪斯科年代》，出版于2006年。

　　“这本书被《纽约时报》评选为年度最佳摄影集。”他骄傲地说。我翻开一张54俱乐部（Studio54是1970年代美国纽约的传奇俱乐部。也是美国俱乐部文化、夜生活文化等的经典代表。纽约最耀眼的超级名模、摇滚巨星、制片人都是俱乐部的座上宾。除了明星们，只有那些长相姣好的人才有资格被挑选进入Studio54.在1979年12月，联邦特工突袭俱乐部，搜出了毒品和大量现钞。俱乐部老板史蒂夫·卢博因逃税和私藏毒品啷当入狱）的照片。盖拉两次被史蒂夫·卢博扔出俱乐部。“我们因此打官司，最后我赢了，”他得意地说，“我的照片帮我赢得了官司，因为照片显示他给保镖下命令。嘿嘿嘿！”

　　我们刚在厨房坐下，盖拉的妻子贝蒂走了进来。她张开双臂，做出欢迎的手势。我们曾在电话里交谈过。因为找不到看孩子的保姆，我告诉她不得不改变采访时间。“哦，我完全理解，”她在电话里说，“我们也有两个孩子。”真的？我原来不知道罗恩有孩子。“他们都死了，”她回答。我尴尬地搜索着安慰的语言。她却愉快地解释说，它们是两只兔子，三周前被浣熊杀死了。

　　我们三人交谈着，我提到在客厅看到的杰姬·奥纳西斯照片。她一副害怕的表情，眉毛扬到了发际。盖拉夫妇觉得惊奇，我竟然从照片中看到了害怕。“什么？”贝蒂说，“那是一张绝对美丽的照片！”

　　我想弄清楚我们谈的是同一张照片：有一个黑人站在杰姬前面，背对镜头—也许是一名保镖？

　　“那是拳王阿里！”贝蒂说。

　　“他在亲吻她，”盖拉解释说。

　　美国文化有一种一相情愿的习惯，就是把每个疯狂流氓—诺曼·梅勒、罗曼·波兰斯基、伊基·波普—变成睿智的老人，岁月和怀旧之情似乎洗刷了所有危险。罗恩·盖拉不是那样。他看上去像一位意大利祖父，他的目光精明，性格高傲，态度生硬。他有点儿让人害怕。

　　我们坐在厨房里，他愉快地回忆着过去的幸福时光，当他把照相机镜头对准好莱坞的时候。盖拉的父母是第一代意大利移民，朝鲜战争时，他在空军服役，第一次接触照相机，是一台Roloflex.同时他买了一本叫《如何拍摄漂亮照片》的摄影教材。在艺术学院时他曾考虑过当一名陶艺家，或者舞美指导。但是名人对他总是充满吸引力—他说，他觉得好奇，想测试一下，看看他们的光芒是不是真的。事实是，他最后得出结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偶像；真正的“明星”是照相机，它是“有魔法的媒体”，赋予被拍摄者以光芒。他甚至专门去表演班学习，不是为了成为演员，而是学习如何扮演演员。“我的一名老师说我应该去上课，学习克服和那些人打交道的害羞和恐惧。确实有帮助，很有帮助。”

　　他的第一张卖出好价的照片是一个小女孩。他试图拍摄演员琼·洛克哈特的女儿，但是没有得到允许。于是他拍了另一个女孩，因此赚到62美元。“但是，在创建名人新闻摄影之后，我把自己的技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盖拉满意地补充说，“一张伊丽莎白·泰勒的照片可以卖到1000美元。购买照片的杂志包括《Photoplay》、《摩登银幕》、《银幕》，当然还有《国民问询报》。”那个时候，好莱坞摄影主要是虚假的艺术照，是美国公关机器制造的垃圾。盖拉信仰欧洲人的海盗精神，再加上他的企业家热情，将艺术技巧和近乎疯狂的执着相结合。

　　1978年，贝蒂遇到罗恩时，他已经是那个时代最令人恐惧的狗仔，不是唯一的一个，但绝对是最臭名昭著的。理查德·伯顿（两度和伊丽莎白·泰勒结婚的英国演员）曾雇佣暴徒去盗窃他的底片。布里吉特·芭铎和她的男朋友曾用水龙头把他赶走。最广为人知的是，1973年，杰姬·奥纳西斯和他打官司获胜，法庭命令他不得靠近杰姬及其子女25英尺范围内。多年来，他每天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工作室（用他父亲的地窖改建而成）开车到明星出没的首映式、画廊和帕克大道。“1967年，我在怀尔登斯坦画廊拍摄到杰姬。我跟踪她找到她的公寓，一旦知道他们的住址，那就是你守卫的地方。他们就像出洞的老鼠。”

　　当时盖拉48岁，贝蒂31岁，他完全沉迷工作，从未结婚。他告诉我，，他还有些害怕和不安全感：他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两人常吵架，最后竟把一个家分成两半，各住上下一层。盖拉的父亲是来自意大利小镇Potenza的移民，靠制作钢琴和棺材勉强糊口。罗恩喜欢更美国化的母亲，她因为喜欢影星罗纳德·考尔曼，而给儿子取名罗恩。

　　贝蒂为一家报纸的周末增刊工作，常请罗恩拍照，合作了两年多后才第一次见面，才5分钟，罗恩就向她求婚。“我毕业于肯塔基大学，新闻专业，一直对艺术和历史感兴趣。”她告诉我，“嫁给他后，我也完全陷进了好莱坞。我从前认为这一行空洞无聊。确实如此。但是，我有机会翻阅他的文件，和他一起旅行，我发现这个疯狂的天才杂种累积了一段历史！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历史！他记录了美国历史上一些重要时刻。嗯，确切说是名流历史—我说的不是总统罗斯福。”

　　贝蒂出生于肯塔基名门。那些时候，盖拉被看成祸害，寄生虫：paparazzo（狗仔）一词源于意大利语的“蚊子”。但是，站在盖拉的角度，他一直被人们误解。他的作品是对虚伪明星体制的纠正。好像名人的“图灵测试”（用于判别机器人和人的测试方法），检验明星是否人类。只有看到在震惊和自然状态下的人才能了解他们的魅力是否真实。

　　“我的动作很快，这是我的关键技巧：快速拍摄，快，快！我甚至不看取景器。这样才能抓住受惊的表情。美从里面辐射而出。”

　　盖拉谈到他最喜欢的照片，最经典的照片。风中的杰姬·奥纳西斯。她走在大街上，风把头发吹进她的眼睛，她转头，微笑着，面对他—他没有意识到出租车里的盖拉。“我称之为蒙娜丽莎的微笑。它是开始。是更有趣内容的开始。”

　　盖拉急于把自己和那些更咄咄逼人的狗子队区别开。无论是闯进明星卧室的老派欧洲狗仔，还是喜欢拍摄赘肉和糟糕的整容手术的新一代狗仔，他不认同他们的风格。他说，他更谨慎，不会为了拍摄惊恐的表情而去吓唬别人。虽然如此，他仍然没有少尝拳头。1973年，他跟踪马龙·白兰度和迪克·卡维特到中国城，结果被白兰度打掉了5颗牙齿（白兰度打坏了拳头，因为感染住院）。两人最后在法庭外和解。之后，罗恩再去拍摄白兰度时总是戴着一副特制的橄榄球头盔。

　　罗恩和贝蒂结婚后，两人开始一起跟踪拍照。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红地毯上的暴民。盖拉最自豪的是他灵活多变的技巧。为掩人耳目，有时他戴假发、太阳镜和帽子，他还曾伪造证件。一次为了拍摄影星多丽丝·戴日光浴的照片，他在她家灌木丛里挖了一个洞。（作为回应，她先是筑了一道墙，然后干脆搬家。）他跟踪杰姬进入一家中国餐厅。然后躲藏在衣帽架后面，利用仅有的光线，拍摄下杰姬和贝聿铭（华裔建筑师，设计了肯尼迪图书馆）及女继承人多丽丝·杜克会面的照片。在未剪辑的照片中，餐厅服务员伸着脑袋试图挤进镜头，而照片的主角们显然对罗恩的存在一无所知。

　　罗恩无限怀恋地说，那是从前美好的日子。今天的狗仔只在乎钱。“他们不讲究技巧。太可怕了。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写书。我的书就像我的孩子们。我能够控制这些书。”

　　他无法控制的是今天的暴露文化，在很多方面说，这一切正是拜他所赐：不仅是TMZ（美国娱乐八卦新闻网站）的视频拍摄者，还包括所有热衷八卦的业余摄影者，包括那些在Flickr（图片发布网站）上张贴朋友尴尬照片的中学生；当然还包括在网上销售自己的色情录像的真人秀明星。在盖拉看来，今天的明星都“是羽量级”。他怀念的其实是保护着好莱坞魅力的厚厚面纱，被制片公司操控的旧明星体制，然而，按照他的观点，因为这种体制的极端虚伪应该被撕碎。

　　贝蒂和他对布兰妮·斯皮尔斯现象有着相同观点。她让他们觉得不安。因为她曾和一名跟踪她的狗仔交往；还因为她和传闻把她逼得近乎疯狂的摄影师们做交易。贝蒂说，她是一个变态、令人悲哀的孩子。也许这是因为她背后没有制片公司，像当年培训伊丽莎白·泰勒一样培养她如何成为明星。

　　我问盖拉，他对麦莉·赛勒斯（美国歌星，因为主演迪斯尼频道儿童连续剧《汉娜·蒙大拿》出名）在《名利场》上刊登半裸性感照片有何感想。“嗯，我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危险之处在于，它们明显带有色情意味。”

　　“你不能这么讲。”贝蒂说。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谁管你。”她皱了皱眉。

　　盖拉笑了。“那些照片向年轻人宣扬色情。荷尔蒙已经足够把年轻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现在的人成熟太早—这些女孩，她们很早就被搞大肚子，闯祸的男人被迫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他没有事业。我认为这是今天的错误。他们太早结婚。他们不热爱自己的工作。”嘿，嘿，嘿。

　　“如果人人都热爱他们的工作，这将是个伟大的世界。”

　　现在，盖拉已作为艺术家，作为运用“魔法媒体”的先锋，得到承认。他的作品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他的书受到《纽约时报》的赞赏。他自称“图像强盗”，吹嘘说他的艺术根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意大利人有伟大的文化，在艺术、音乐方面。我们有米开朗基罗，有达芬奇。我得说，他们是我的父亲！因为我可以选择自己的父亲：我可以研究他们，因此说他们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不像个真正的父亲—你知道？”

　　“安迪（沃霍）热爱他。”菲利普·得佩里拍卖行的图片部主任查理·谢佩斯说，“他遵循维加（美国摄影师，以黑白街头照片闻名）的传统。在我看来，它们是老派的化学照片—他将作为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摄影师被载入史册，像吉约姆·泽尔比代表了30年代一样。”但是吉约姆·泽尔比是精英咖啡社会的一分子，拍摄对象大多是他自己的朋友。盖拉则作为一名外来者，记录着一个更随意的年代，那时，明星们还可以自由出入舞厅俱乐部。

　　谢佩斯说，印刷媒体仍然是盖拉照片的最自然载体。数码时代已经让他的媒体垂死。盖拉的痕迹也许无处不在（谢佩斯说，时装杂志经常模仿他的影像风格），“如果人们把它们看成艺术品，那么世界各地都会有他的作品的交易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盖拉指出，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确实有人买卖他的作品。）但他的市场价值可能改变。谢佩斯补充说：“谁知道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出名？杰姬·奥纳西斯不如她妹妹李·拉兹威尔漂亮，但她却成为一代偶像。”

　　盖拉最新的图集《NoPictures》即将于11月1日出版，里面收集了众多明星拒绝被拍照的图像：他们有的举起手臂遮挡面孔，有的推开照相机。在每张照片背后一页用粗大的字体印着他们当时对盖拉说电话（“是罗恩·盖拉。快跑！”—瑞安·奥尼尔，《爱情故事》男主角）

　　盖拉的高中意大利语教师康斯坦扎太太曾经对他说，“你要么成为某人，要么不名一文。”他相信，在内心深处，人人都想出名。出名是件好事，被人拍照更该看成是一种赞赏。因此，如果明星说他们对被人拍摄感到愤怒，说明他们在演戏。如果他们对拍照的盖拉视而不见，则被视为默许。如果他们前一次微笑面对镜头，下一次却挥动拳头，那么他们就是伪君子。事实上，明星都是虚伪的。“他们假装不想出名，其实乐在其中。”

　　他的许多优秀照片都反应了图像视觉冲击和拍摄方式之间的冲突—被拍摄对象的犹豫态度，摄影师的动机，以及观众对照片的诠释。比如，一张照片中，导演伍迪·艾伦一副退缩的表情，举着手掌试图遮挡镜头；另一张照片中戴着大墨镜的女演员凯瑟琳·赫本躲进了自己的轿车。还有和男友抱在一起的茱莉亚·罗伯茨，两人藏着头不愿面对车窗外的镜头；连弗兰克·辛那特纳也露出脆弱的一面，大叫着“你意大利佬，你得到许可了吗！”

　　这些照片拍得很漂亮。但这并非盖拉对流行文化的最大贡献。他是公众对曾经高高在上的明星们的渴望的具体化身，虽然八卦杂志和网络已经把明星们从云端拉下来，公众对他们的渴望似乎更加贪婪，更加矛盾。（或者用《Us周刊》的话说，“他们（明星）和我们没有不同？）盖拉指出，那些对狗仔队品头论足的人正是那些如饥似渴消费名人照片的人。这些照片满足了观众的平衡心理，体现了名气换来的报酬和惩罚：照相机镜头的阶级战争。

　　“今天还有人具备那种天生的光彩吗？”我问。

　　“一些女演员有老派的素质，”他犹豫地说，“梅尔·斯特里普是个伟大的演员，某方面说像赫本。还有尼克尔·基德曼。她们都是好演员。但是，我不知道她们是否有那种光彩。”

　　“你会跟踪她们回家吗？”

　　不，他说，“我宁愿跟踪她，她叫什么来着……”

　　“你愿意跟拍谁？”贝蒂敦促问。

　　“安吉丽娜·朱莉！安吉丽娜·朱莉”他说。他的眼睛明亮起来。“她有一张性感的脸。还有她的丈夫，他也很漂亮，布拉德·皮特。哦，安吉丽娜·朱莉和她的家庭。”

　　当然，盖拉本人

　　现在也成了某种名人。（他喜欢被拍照。这和贝蒂完全相反。在《拒绝拍照》的前言中，他说贝蒂“如此谦逊，和我不同。”）他甚至有一名跟踪者，一个给他写亲密邮件的女人。贝蒂对此非常反感。

　　盖拉对于自己的过去没有丝毫的后悔。也许只有一次，1969年，演员格丽泰·嘉宝挥着雨伞对他大喊，“你为什么要来烦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觉得有点羞愧，没有一直跟踪她到家。但她的照片仍然出现在《拒绝拍照》中。

　　他告诉我，杰姬·奥纳西斯是所有人中最虚伪的一个。富有、傲慢、势力，她在自己的橱柜里藏了一本剪贴簿，上面是所有和她有关的报道。（这是杰姬的女仆告诉他的。）

　　然而，显然在他的最著名的拍摄目标去世14年后，他仍然对她念念不忘。“多数时候，她忽视我的存在，”他说，“所以她才是我最喜欢的拍摄目标。因为她让我以自己的方式拍摄。”

　　他的第一本图片集《杰奎琳》于1974年出版，是他输掉官司1年后，他在书里追忆拍摄她的日子：“那是令人兴奋的时代。我记得秋天的下午在中央公园闲逛，突然看到她，像是草丛中的一粒钻石。”盖拉拍到杰姬在中央公园骑自行车，参加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和孩子们野餐。一次他拍到她买杂志的照片，像普通美国妇女一样买东西。为了拍到杰姬穿泳装的照片，他甚至假扮水手跟踪到希腊麦克诺斯岛。另一名摄影师拍到了杰姬没穿上衣的照片。但他说他不会公布那样的照片：“我有自己的品位。这是好事。”

　　盖拉知道他的名气源于杰姬。当他选择世界上最注重隐私的名人作为拍摄对象时，他敲响了这种矛盾现象的丧钟。盖拉之后，名人历经演变，显得民主化，被冲淡。现在，许多明星选择走进镜头，成为摄影师的精明合作者。他们拍卖新生宝宝照片，以降低偷拍照片的市场价值；他们操纵摄影师上演虚假的个人生活秀；他们为了掩饰真正的自己而故意暴露。这样的发展趋势让盖拉觉得无所适从，但也是他帮助创造的。

　　贝蒂出去办事，盖拉和我坐在他家后院的门廊上，看着他亲手建造的喷泉和四季雕像。我们谈到去世的兔子：他说他大概不会再养了，因为它们的死让贝蒂很伤心。“她喜欢做母亲的感觉。”他指给我看他为兔子建造的巨大游乐场，里面有一个花园，一个装空调的区域，一个沙盘。在楼上有一个粉红的“兔子房间”。HBO的人曾考虑把它当做女孩的房间，确实很像。

　　盖拉告诉我，他很庆幸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这让他能够更投入自己的工作。我们重新走进屋内。我问在他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是否有让他不安的。他说是一张杰姬在餐馆的照片。

　　“她非常生气，喉结都露出来了。”他神色凝重，“我从未公布那张照片。那是我所不愿看到的负面。我喜欢正面的东西—比如风中的杰姬。出租车司机猛按喇叭，她一转头，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两天后，我和盖拉在城里见面。我在WaverlyInn预订了座位。这家时髦餐厅相当于当年的“54俱乐部。”Waverly之行有些奇怪。我们进去时，盖拉脖子上挂着两个巨大的照相机。没有人要求他把相机寄存起来。但周围也没有看到任何名人，大概故意把我们安排在了偏僻的座位，因为我们的样子和环境显得如此不协调。

　　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开始谈论政治。盖拉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部分出于对恐怖主义的担忧。我问他“9·11”时他在哪里。“我和杰姬在床上，”他说，然后嘲笑自己的口误：嘿嘿嘿！“我和贝蒂在床上！从某些方面说，贝蒂有点儿像杰姬。她的声音很小。我比较闹。虽然现在她变得闹了。”

　　离开餐厅后，盖拉走到街角，开始举起相机拍摄餐厅、在露天花园里用餐的普通人。没有人阻止他，甚至没有人抬头。

　　拉塞尔·西蒙斯（音乐制作人）歪戴着棒球帽走出餐厅。“嗨，拉塞尔！”盖拉大叫，西蒙斯加快步伐逃走，一副苦恼的表情。

　　我们站在街角等车。天气还比较凉爽，漂亮的年轻人牵着手在街上踱步。我们谈到文身。他讨厌文身，说它把女人变成了“行走的广告牌”。所以我不喜欢她，她叫什么什么来着，那个赛勒斯的女孩。太有煽动性，让其他十多岁的孩子希望模仿。这不好。“

　　我问他，拍摄那些煽动照片的安妮·莱博维茨是否有错。“嗨，我也会拍她，不要弄错了。”他说，“我会拍她，照片肯定好卖。因为我也有偷窥癖，我拍摄性感的东西！你知道，最性感的素材，往往在豪华轿车里，透过窗户能拍到腿。”

　　我问他，他认为偷窥癖的根源在哪。“在我看来是神秘感。她的衣服后面是什么？让我兴奋的是内裤边线—然而女人们不喜欢内裤边线的痕迹。在我看来这是最性感的东西。我讨厌那种轻薄的东西—丁字裤—我毫不认为它们性感，一点儿也不喜欢。”

　　我指出，他的喜好已经过时了。现在这个时代甚至丁字裤也算保守了：那么多的小女星未穿内裤的照片上了报纸。

　　“糟糕透顶！”盖拉呻吟说。“我对内裤情有独钟。

　　我指出他有点儿变态—“别往糟糕的方面想，但是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

　　“老实跟你说！多数男人都这样。我的变态癖好—嗯，比多数男人多，真的。我经常想，它们从哪里来。我猜大概可以追溯到我青春期的时候，看到窗外晾着内裤，让我觉得兴奋。那是我发泄的渠道。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心理剖析。”

　　在Waverly餐厅时，盖拉给了我一本《杰奎琳》图集。一些页面被贴上了黄色标签，他还用红笔勾出了一些段落。大多是辩护摄影记者言论自由的。这些段落显得古怪过时，他辩护的所有元素都发生了变化—从隐私的定义到名气的性质—他所描绘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然而，盖拉反对虚伪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一些说服力。

　　“虽然一些势力的新闻记者不愿承认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中有多少人的作品曾刊登在《生活》、《时代》、《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上？”他在《杰奎琳》中写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争，但我们最终将获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