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11年下半年的温州金融风波已逐渐平息，在2014年成功出现“拐点”后，温州经济金融指标在2015年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有14项经济指标进入全省前三。2016年一季度温州全市生产总值936.81亿元，同比增长7.6%，比浙江全省平均高出0.4个百分点,自2011年以来首次实现“开门红”，28项主要经济指标有15项指标增速位次前移且进位幅度较明显，前移3位以上的有11项，特别是GDP、投资、消费、工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位次居全省前列。金融业发展包袱不断减少，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实现银行不良率和不良额“双降”，信心不断增强。2015年全市银行业利润扭负为正，比2014年多增80亿元，信贷增长触底回升，2015年全年信贷增长（含不良贷款还原）658亿元，比2014年多增180亿元。2016年一季度，温州金融业无论是贷款增长，银行利润增长，还是不良率下降，都是自2011年以来最好的。种种数据迹象表明，金改成效日益显现，温州在这场金融风波中率先突围的态势已基本明晰。

这是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举办的系列学术讲座第351期金融论坛上透露的信息，作为特邀主讲嘉宾的温州金融办张震宇主任，用大量事例与数据，结合温州实际问题解析当前的金融热点，印证出温州经济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力。

金融风波为何先发于温州

众所周知，温州经济是一个以个体私营企业和家族制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体，天然存在市场经济顶层设计不足，抗风险能力弱、自有资金缺乏、资信评级不高等缺陷，这是金融风波先发温州的主因。

近年来，随着传统制造业利润的逐年下滑，部分温州企业和个人热衷于追求投机超额利润：出现了闻名全国的炒楼、炒煤、炒钱等超前于市场的行为，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带来了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融资风险向正规金融体系蔓延传导等现象。应该说滥用担保是此轮金融风波的祸根。在2012年最高峰时，温州3家以上的互保企业超过2000家，涉及贷款超700亿元。而从问题企业看，授信银行一般有3家以上，最多的达20家。这种企业和银行的不理性行为，使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杠杆率不断放大，最终导致风险集中释放。

一企多保、多企互保、外本地互保等超出自身能力的过度担保普遍，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类似的风波不会局限在温州。

温州修复能力密码与做法

尽管本轮风险规模前所未有，但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经济金融指标在2015年继续呈现较为明显的企稳回升态势，2016年一季度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为何温州能够率先突围？

首先得益于温州具有雄厚的民间资本，这是本轮风波温州成功“走出来”的前提。据专项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6月末温州民间流动性资本达到5700亿元，而且温州辖外的温州人资本与辖内经济相通，2015年下半年开始，温州银行业储蓄存款在不断攀升，至2016年2月末，温州市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10051亿元，成为继杭州、宁波之后浙江省第三个存款规模突破万亿的城市。

其次得益于温州具有扎实的实体经济，这是本轮风波温州成功“走出来”的基础。2012-2015年，温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0.45%、3.8%、5.8%和6.2%，逐年稳步上升。2013-2015年，温州新增股份制企业573家，是改革开放到2012年30多年总和的4.7倍。2013-2015年，温州年均“规下转规上”企业超过730家。“小升规”企业的数量大大超过倒闭企业和被政府处置的“僵尸企业”。

再次得益于温州两级政府的适度有为，这是本轮风波温州成功“走出来”的关键。具体做了以下七点工作：

一．建章立制，形成一套相对行之有效的风险处置工作机制和工作流程。

二．分类处置，坚持“一企一行一策”工作方式，逐一化解企业金融风险。

三．属地处置，及时总结和借鉴其他地区经验，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

四．建立增信机制，引导银行注入流动性稳健去融资杠杆。

五．完善授信管理，“降存量”与“控增量”并举，防止企业继续过度举债。

六．简化破产程序，提高依法处置效率。

七．加强信息共享，严厉打击逃废债务行为。

金融风波带来的温州启示

张震宇主任长期工作在防控金融风波一线，结合工作经验与经济理论基础，对于本轮首先发生于温州的金融风波，从四方面维度提出启示：

各类企业是此次金融风波的主体，从企业发展角度看首先要坚持主业，理性投资；其次完善公司治理，拓展多渠道融资；再次要合理配置银行贷款和民间融资。

各级各类商业金融机构也是此次金融风波的主体之一，也带来了很深的经验教训：盲目看中抵押物，不可能降低贷款风险；内部考核机制不改变，商业银行不可能有效服务中小企业；多层次金融服务机构不发展，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在金融风波中，政府也无法置身事外，“有形之手”适度引导是需要的；防范区域金融风险，适当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部门合力服务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司法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破产司法保护制度仍需完善；司法处置效率与案件高发态势不相匹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健全。

“首先设立全国性的企业金融风险处置协调机制、其次设立中央、省两级资金补贴基金、再次研究制定税收等支持政策、统筹安排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最后健全完善司法制度”张震宇的这次主讲最后呼吁几个顶层设计需要解决问题，当然也是预防此类金融事件的必要条件。

延伸阅读：

“僵尸企业”处置的温州实践

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温州唯一一家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因过度投资导致资金链断裂，于2014年向温州市中院申请破产重整。中城集团相关债权债务关系极其复杂，涉及11家互保企业，涉及到全国70多家在建的工程项目,金额巨大，且涉及刑事案件,处置不当将会引发次生担保链风险。

在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温州创新性、探索性地提出了“分离式处置，清算式重整”的思路。对中城建设公司原有的权益、资产、负债除清单列明外，全部整体性转移至另一关联公司，特别是保留了中城建设集团品牌和特级资质这一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最终将中城建设集团以100%的股份挂牌出售，有了现在的新中城集团，，清偿率由0%提高到5.45%，得到了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

在整个帮扶处置过程中，温州市政府将中城集团列为市级重点风险企业，由市处置办和瓯海区政府共同负责协调推进相关处置工作。2015年3月4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处置办主任张震宇主持召开中城集团及互保企业后续处置协商会。

中城集团特级资质是企业重整的重要价值所在，作为温商回归的战略投资人于2015年3月份开始接管中城公司，并陆续办理相关变更手续，2015年度中城公司已上缴税收计3700多万元，解决近2万人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