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大屠杀期间，南京城内外，许多女屍就是这样躺着的：兴中门内东首城根草房内，躺着一个六、七十岁的女屍，下身肿破﹔羊皮巷路北，有一女孩倒毙，破腹拽肠，两目圆睁，口边出血﹔估衣廊後街，倒卧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小衣撕破，闭目张嘴而死。

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女同胞不仅死於日寇的屠刀之下，而且生前遭到日寇的凌辱。日寇的奸淫罪行，和屠杀一样，是灭绝人性的。对於这种暴行，日寇将领不仅不加约束，反而予以纵容，想借此满足一下士兵的兽欲，使其士兵 “得乐且乐”，不至思乡反战。因而日寇所至，奸淫成风。

在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日寇铁蹄所至之处，莫不如此，而南京的妇女同胞所遭到的命运尤为悲惨!日寇侵占南京後，即成群结队，到处乱窜，发现妇女，就加以强奸轮奸。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附录所载的南京暴行报告，大半是奸淫暴行，只要选录几条，就可看出日寇纵兵奸淫的罪恶：十二月十四日，中午，日本兵闯入□银巷某宅，绑去四个姑娘，强奸两小时後放回。

这些暴行，不仅是士兵，而且也是日寇大小军官的所作所为。如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八时，日本军官两人和士兵两人，闯入干河沿十八号，先把男人逐出。邻近的妇女逃避，室内无法逃避的妇女则被轮奸。又如当日下午复兴街的马姓居民，母女两人相依为命。忽有日本军官一人携带士兵两名，竟於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她们家中，将母女两人奸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第1-35116号)

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寇高级将领谷寿夫本人，就曾在中华门外强奸丁兰氏等三人，在赛红桥强奸刘玉琴等四人，於黄泥塘各处强奸了十余人。

甚至孕妇也不能幸免。“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七时半，两个日本兵轮奸怀孕九月的十七岁少妇”，以致该妇流产，神经错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451页)

洪武门外，日寇将一个种菜人家的怀孕妇女强奸後，又用刺刀剖开肚子，取出胎儿。有一家正在怀孕的媳妇被日寇拉着要强奸，婆婆上前阻拦，可是日寇比豺狼还狠，一脚把老婆婆踢过去，把她媳妇拉过来就是一刀，几个月的胎儿便淌了出来，一刻功夫，两条性命便完结了。(《新华日报》1951年2月24日)

许多妇女被强奸後，复被杀戮。日寇某中队长曾就强奸一事对部下“训示”说，“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事後将其杀掉。” (《日军暴行画史》)

由於拒奸，极力同日寇搏斗，因而遭到特别残酷的对待。日寇往往钉在墙上，剖腹示众，或以尖木棍刺入妇女两腿之间，深深打入後将其抛弃街上。稍後，由於国际舆论的谴责，白昼强奸的事实逐渐减少，而替之以白天看好，黑夜来敲门，或是让汉奸来威逼利诱，以达目的。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做父母的就把女儿草草出嫁，想以此使女儿免遭日寇遭踏﹔

谁知只要简陋的花轿或花车被日本人看到，照例都被截住，拉进他们的营部或住宅，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然後把新娘放出来。因此，害得新娘羞愤自杀，翁婿起交涉的比比皆是。(见南京史料整理处档案，《沦陷区惨状记》，第六册，《铁蹄下的首都》)

日寇除就地奸淫外，还掳掠了许多妇女设立所谓“行乐所”或“俱乐部”等，以供长期奸淫。他们把妇女当作财物、食粮一样整批地载走。如苏州有两千多妇女，无锡有三千多妇女，杭州有二万妇女被掳，上、中、下三等，编了号码奸淫。南京的新街口、铁管巷等许多地点，当时都有这种“行乐所”。

有些妇女入内後，自愿绝食，不数日即毙命，而很快就有新被掳来者补充。关於日寇在南京奸淫暴行的材料，真是举不胜举。最为触目惊心的材料要算是由日寇自己拍摄、日後在被俘日军身上搜出来的那些受害妇女的照片了。日寇在对南京妇女进行奸淫後，还逼迫她们撩起衣服，裸露下身被拍照，有的兽兵还恬不知耻地蹲在受尽痛苦和侮辱的被害妇女身边，强迫与之“合影”。更有甚者，有一张照片上，一位受害妇女被强迫自己用手掰开阴部让日寇拍照。

许多男同胞为保护亲人，同日寇搏斗，也都被日寇杀死。如山西路一院落内，当一妇女被日寇奸污，其夫上前抢救，被日寇用刺刀杀死。

许多妇女宁死不辱，因而遭到日寇更为残酷的杀戮。这方面的记载就更多了。南门里桥，有二十岁上下的妇女三人，小衣上部完整，两手紧握裤带处，小衣下部破碎，如丝乱披，剜去眼目，割去耳鼻，此系拒奸受酷刑而死者。妇女肢体分离，两眼怒视而死，在城内三坊巷花市等处有九人之多。(“沦陷後的南京惨像”，1938 年2月20日《大公报(武汉版)》)

二月底，新开路七号一户难民，回到家中，全家十四人都被日寇杀死，小女儿才十四岁，死在两张方桌上面，上身穿着衣服，下衣完全脱光，血污满桌，腹中刺了两刀 ﹔一个较大的女儿，死在床上，情况与小女儿相同﹔母亲死在桌子边，怀中还抱着一个一周岁多的孩子，这个孩子也受了一刀，肠子流在腹外，惨不忍睹。

国际委员会许传音委员等事後曾去察看，并一一照相，把照片分别交给国际委员会美籍委员和日本使馆。“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少女九岁，均被轮奸，少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一般少女，因身体尚未发育，不能满足倭敌兽欲，则先以手撕破下部，然後轮奸。

日本的松冈环女士曾采访了大量的原日本侵华老兵。这些老兵的回忆，同样能够证实日军1937年冬天在南京不畏寒冷露天强奸乃是极常见的现象。如田所耕太回忆——“行军时只要发现就干，就是说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

“行军时(在去南京的路上)只要发现就干，就是说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有年轻的也有50岁左右的，都是农家妇女：父母没给藏起来，放东西的阁楼里 和寺庙里藏得最多了。进军的时候自己心情会变得粗暴……干了50个人以上。现在想起来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成了真正的畜生，上司们 不会注意你的，因为自己也在干。

也没有宪兵来，在中国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见过宪兵，至于干完了给杀掉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干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道 有没有那种情况。但是，在上海和南京经常可以看见女人的尸体。在北支也见过，是裸着身子的。”(田所耕太，1916年3月出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 38联队第1大队，2000年6月采访)

再如东征雄回忆——“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

“大家都把领章(所属的部队不同，领章的颜色也不同)摘掉后去抢东西。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一把就把女人给抓起来了。很丢 脸，这段话就到此为上吧……部队里的所有人都干，就算说默认吧：把女人打得半死不活的，因为反抗嘛。女孩子往往是晃着腰不让放进去，媳妇(已经结过婚的女 人)比较好干。太丢脸了，就到此为止吧。”(东征雄，1915年8月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3大队，2000年6月采访)

再如下山雄一郎回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干的”：

“也有人去征发女人。可能越是有老婆的入就越是忍不住吧，他们经常强奸女人。骑兵当中也有这种人，他们抓住女人就在百姓家里干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 干的，就是我们中队的。师团不是有过‘不准强奸’的命令吗?听说宪兵也进城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来。他们强奸过女人之后就杀掉。听说我们师团也有这种事，我 还听他们洋洋得意地讲过。说什么他一个人在路中央强奸，支那人都见到了。”(下山雄一郎，1916年5月出生，南京战时第16师团骑兵第20联 队，2000年11月采访)

与肆无忌惮的强奸相伴随的，还有各种令人发指的衍生罪行。如据大田俊夫回忆，其所在部队某士兵因强奸而染上淋病之后，曾杀害中国儿童用其脑浆治病：

“一部队的一个一等兵对我说‘喂，对不起，给我看一下’，一看，发现阴茎已红的都肿起来了。也不让洗澡，卫生兵的药只有碘酒。得了淋病的话，小便的时候， 疼得无法忍受，于是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中国孩子给杀了，用护身用的短剑，把支那人的脑袋劈成两半儿，取出脑浆用饭盒煮开后吃下去了。

分队长和队友们其实都 知道，但大家都装作不知道：当我看着他吃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尝一尝吗?’”(大田俊夫，1913年8月生，南京战时步兵第16师团33联队第3大 队，2000年7月、2001年1月、11月采访)(编辑注：本小节资料，全部引自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102人的证言》 一书)

“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既是日本封建主义的产物，又烙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印记，是日本传统的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潮相互影响的怪胎。

“慰安妇”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根据日本军医机构保存的档案，由于 战事不利，情绪低落的日军士兵把抵触情绪发泄在了苏俄妇女身上，强奸事件层出不穷，并导致性病在日军中大规模流行，从而严重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

据日本有 关方面统计，死于性病的日军官兵超出了阵亡的官兵。当时近20%的日军士兵患有性病，约合1.2万人，总数相当于日军一个师团。从那时起，日军高层便开始 考虑大量掳掠被占领国女性充当日军军妓，以避免性病流行减弱日军战斗力。

在军国主义的氛围里，日本军人的人性完全扭曲。在他们看来，杀人放火是为天皇尽忠的表现，强占民女是为了把那些女性的肉体和灵魂“奉献”给“有功之臣”。 这造就了二战中一支兽欲横流的变态部队。这支军队不仅要占领别国的领土，而且要对英勇抵抗的当地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

在日军眼中，那些任其蹂躏的妇女的身 体代表了她们的国家和民族，日军把在战争中流的血，甚至险些丧命的仇恨，都发泄到了她们柔弱的身躯上。

目睹此情此景，连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的驻华外交 官，在其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也不禁写道：“枪杀无辜、强奸妇女和掠夺钱财的消息不断传来。现在日本人也把被强奸妇女的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当成侮辱对 象……这是一支禽兽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