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40余分钟的纪实片，通过1978年～1988年中关村发展亲历者的讲述，挖掘出中关村起步阶段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

　　如今，数小时的采访视频被送至档案馆保存。本月，整理成书的30余万字的《中关村创业史话》也将面世。

　　该项目由北京市政协科技委、文史委牵头，联合海淀区政协、中关村管委会和北京电视台完成。

　　“创新从来都起着引领作用，”北京市政协科技委原主任申建军说。但他也明白，创业从来都饱含着辛酸痛楚。创业维艰，这是他对话中关村亲历者后最深的感受。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关村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设立30周年。在与新京报记者的对话中，申建军表示，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对中关村历史的回顾，对于中国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有着资政作用，也将对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所启迪。

　　【缘由】

　　中关村开创者已有人离世

　　新京报：《中关村创业史话》口述史项目第一期已经完成，产生了什么成果？

　　申建军：我们完成了一期口述史的摄制，采访了17位第一批参与中关村建设的管理者和企业家，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为，呈现了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前的中关村。我们将完整的采访视频赠送给北京市档案馆和海淀区档案馆，填补了一部分史料的空白。此外，我们还将口述史整理成30余万字，汇集成一本书《中关村创业史话》，计划本月出版面世。

　　新京报：整个项目是如何规划的？

　　申建军：我们目前计划做三期，第一期时间范围是1978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是“海淀的中关村”；第二期是1988年到2008年，是“北京的中关村”和“中国的中关村”；第三期是2008年到当下，这是“世界的中关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关村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设立30周年，我们计划年内推出第二期，也是包括口述史、档案资料和书籍在内。第二期聚焦1988年至2008年之间的20年，这是中关村真正高度发展的时期，亮点会比第一期更多。很多大家熟知的企业家，例如柳传志、俞敏洪等人的故事都在我们的计划中。

　　新京报：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件事？

　　申建军：中关村创业史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关村比较早地诞生了民营科技企业“电子一条街”，率先探索出一套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在全国都起到了带头作用。

　　另外，政协本身有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一直以来记录了很多老委员、老专家的亲历亲见亲为。解放初期，政协搞文史资料收集，就记录了溥仪回忆的晚清民初历史，国共两党将军回顾国共合作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用来温故知新。所以我们认为，政协来做这件事是顺理成章，而且我们做的口述历史不是政论片，比较亲民、客观。

　　新京报：这件事也有紧迫性？

　　申建军：对，做这件事也越来越急迫，中关村的发展历史已到了需要“抢救”的时候。

　　第一代开创者有的已经离世了。比如陈春先，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关村下海第一人；还有中国激光照排之父王选，正是他在中关村做出的工作，让汉字告别了铅与火的年代，进入电子世界。

　　一批老领导、老企业家已年过古稀，如果不及时让他们讲述亲历的故事，以声像形式作为档案保存，会很可惜。所以我们本着档案意识和对后人负责的历史意识，也要做这件事。

　　【史事】

　　中关村1992年后再无“姓资姓社”争论

　　新京报：经过第一期口述史的拍摄之后，你对中关村有哪些新的认识？

　　申建军：我20年前在海淀区工作过，是中关村历史的参与者之一。但这次参与又让我对中关村感受更深。

　　感触最深的就是创业艰难。当时的体制束缚和法律缺失，让企业困难重重。比如，当时物价法规定，机电产品价格不能超过成本的12%，这么一来，科技公司就没法发展了，而现在看这叫科技附加值，越高越好。另外，软件不能定价，也不能算在成本里，现在看这就是知识产权。再比如，银行不愿担风险，不想给科技公司贷款，于是各企业之间互相担保，有点共存亡的劲头。

　　现在创业是很正常的事，但那时下海并不光彩，有些下海的是“两劳”（劳改和劳教释放）人员。当时中科院科研人员下海后，孩子在学校登记父母职业，都不敢登记是办企业的。

　　采访中，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关村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其实党和政府很多领导的支持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力挽狂澜。所以，中关村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至今仍不过时。

　　新京报：口述史中提到，中关村起步阶段曾有过几次大风波，是怎么度过的？

　　申建军：根据当事人回忆，至少有三次大的风波。

　　第一次是1983年，社会上风言风语，说科研人员办企业是中科院的大损失，把几十年的科研成果拿来“倒买倒卖”。实际上，是这些科研人员去美国硅谷参观之后，回国看见大量科技成果尘封着，觉得可惜，同时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回城没事做，他们就把科研成果拿来转化，让回城知青有事干。早期最有名的公司是“两海两通”，比如京海公司就是搞了几个计算机机房，不算什么高科技，但却带动了计算机行业发展。

　　当时还有人说要“法办”这些创业人员，给创业者和政府都带来很大压力。1983年1月的一天凌晨，广播播发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中关村企业不是资本主义，可以搞。第一批创业者中的纪世瀛回忆，听到后满含热泪，感觉得到了支持。一场风波戛然而止。

　　第二次风波是1985年，国家整顿清理皮包公司，又有人举报中关村企业都是皮包公司。科技部和北京市联合组成调查组来调查，主要焦点在于，民营集体所有制是私有制还是新型的公有制。最后的结论是，这是公有制的一种新型形态，中关村企业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到了1989年，四通公司主要负责人出走，又引发一阵争论。当时北京市领导表态，指出中关村、企业和个人都要分开看待，鼓励了中关村继续自己的发展方向。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肯定市场经济，之后中关村再无争论。中关村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自信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硅谷，发展知识经济”的口号。那时有企业在中关村路口立了一个牌子：“中国离知识经济还有多远？向前走100米”，就是说，中关村就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标志。

　　【启示】

　　中关村需要有一座自己的博物馆

　　新京报：整理中关村的历史，有什么现实意义？

　　申建军：直到现在，中关村仍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比如现在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无人驾驶等，中关村仍起着引领作用。站在历史的角度，中关村创造的是中国经济的未来潮流。回顾历史，能看到现在，中关村的精神对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乃至国际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城市，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其实是抢救了很多资料。若干年后，如果想要知道中关村的某些细节，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新京报：中关村的发展经历了前沿创新与体制机制的博弈，这种情况当今仍然存在。中关村能给当下怎样的启发？

　　申建军：这是一定的，科技创新永远起引领作用。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现在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大踏步前行，参照中关村发展的经验，我们今天其他方面的创新应该更主动一点，不是跟着走，而是主动为科技创新开路。先把机制放开，使科研人员能够放开手脚去做，这包括体制机制创新，也包括法治创新。

　　例如现在无人驾驶技术正在研发期，当无人驾驶车辆上路，怎么规范其行为？

　　新京报：关于中关村历史，还有什么工作要做？

　　申建军：中关村需要一座自己的博物馆，记录发展的足迹。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选址，如果不在发源地“电子一条街”设立，就意义不大了。但现在这条街上也没有空间，最好有企业能贡献一片地方。

　　新京报记者 倪伟

（责任编辑：李佳佳 HN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