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费迪南大公之死让整个欧洲都躁动不已。皇帝和将军们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将士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甚至连那些把丈夫和儿子送上战场的妇女们也满心欢喜，仿佛她们的亲人不过是去遥远的地方度假，过几天就会回来：有鉴于欧洲19世纪以来的历史，所有的人都乐观地相信，这场战争只会持续数周或两三个月，一切很快都会结束。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四年的战争将战火带到世界各地，从西边的爱尔兰到俄罗斯境内，欧洲大地满目疮痍。战事渐渐升级，惨重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令各国都不可能再接受任何妥协性和谈，强大的国家机器不可遏止，将社会中的个人卷入到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中。随着战事的发展，女人也卷入了战争。女护士、女军人、 女工、女农……这些女子走出家庭，出现在社会各个部门。她们凭借着自己的劳动，改变着男人们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在不断地斗争中让女性权利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本期外刊扫描，我们将通过《英国女性劳动者和一战》和《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女性》两篇文章，重返战时的艰难岁月，了解战争中女性生活与工作上的艰辛，看到她们在艰难时局中是如何实现自我觉醒的。

进步与倒退：一战中的英国女性劳动者

整理自：British Working Wome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The Historian, Vol. 56, No. 4 (SUMMER 1994), pp. 699-710

作者：Susan Pyecroft

长期以来，英国一战史学界普遍认为一战是英国女性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让英国女人有了全新的形象，她们走出家庭，进入工厂，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奋斗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投票权，之后又继续在各自的工作场所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在《英国女性劳动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British Working Wome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作者Susan Pyecroft看来，这样的叙述却是不折不扣的神话。她从战前、战中以及战后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英国女性在家庭再生产领域和公共生产领域的角色转变，她指出：一战并没有给英国的女性劳动者带来真正的解放，在一战前后，女性的社会地位表面看来的确有所提高，但事实上，女性劳动者的生活却非常艰难，其原因在于当时英国社会并未将“女性”与“劳动者”这两个概念完全联系起来，而人们认为被成功消除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

要理解英国女性在家庭再生产领域和公共生产领域的角色转变，我们还得从一战前女性劳动者（主体是女工人）的工作待遇及社会角色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更准确的来说是20世纪以前），英国社会普遍流行着一种女性想象：女人都是较弱无力、需要男性保护之人，她们不但无助于人，而且也不能自助。这种错误的看法导致了两个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的问题：（1）由于女人如此之软弱无力，不适合做支付工资的工作，给她们低薪实属正常；（2）可是，倘若以低薪招聘女性，又会对男性的薪酬造成威胁。当时的英国男性认为，女人实在不适合在工厂里工作，她们应该待在家中；女人只能是为了家庭生计需要才能走进工厂。偏见与薪资上的冲突使男女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女工人的低薪得不到男工人的同情，反而还会受到抗议与反对。很多工会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竟然选择将女工人拒之门外，而一些工会虽然接受女工人，但也表现得十分谨慎。这种情况使得女工人缺乏能够保护自己权益的组织。

女性劳动者无法依靠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她们也无法成立属于自己的组织。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女工人缺乏自由支配的时间，没有机会产生比较成熟的公共意识（public spirit）。家庭责任让女工人常常无法长期从事一项稳定的职业，她们很多人只是做一些临时性工作，比如洗衣、缝补、托儿，等结婚之后便不再工作。相对于工作而言，各自的家庭更像是她们的主战场，她们彼此之间不仅缺乏可供彼此联系和交流的纽带，更缺乏进一步锻炼其职业技能的必要，有些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工人”。因此，从1900到1914年，女工人的数量虽然在不断的增长，但能真正代表英国女性劳动者权益的工会组织却寥寥无几。据统计，到1914年，每16个女工人里，只有1个进入了女工人组织的工会，而她们当中有80%是在纺织业，其他行业几乎毫无组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使女性劳动者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发生了转机。由于战事吃紧，英国政府将男性劳动力大批调往前线。1915年，英国各工厂出现劳动力紧缺，军需品部门尤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行各业都开始招募女性。1915年春，财政大臣乔治·劳合（David Lloyd George）发起女性战时服务运动（War Service For Women），他鼓励人们将自己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具体行动，希望女性也可以投身到工作中去。在他的宣传以及战时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量女性来到规定地点登记，成为生产军需品的工人、办公室职员以及农民。1915年前后，约5万名女性以自身的行动响应了英国政府的号召。然而，同这一数字相比，当时仍有4万女性处于失业状态。

政府虽然给了更多的女性工作的权利，但却没有给她们改善生活的权利。在这场运动中，登记处并没有许诺这些女性某个固定数额的工资，而是将工资问题交由雇主自行决定。男  女工人们十分担心，因为雇主有可能给他们低薪，更有可能在士兵复员时将他们赶出工厂。他们要求的“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成为了一个长期的话题。

不过，相对于女工人，男工人的权益受到的保护更多。根据《财政部协议》（Treasury Agreement），男工人无论熟练与否，都享有同等的计件工资率，而这一条件却只适用在新进来的女工人身上。而且，工会还向工人保证，战后工厂将回到“正规”，临时的“劳动力削减”（dilution of labor）将会停止。当时所谓的“削减”指的是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将一份复杂工作拆分为数个简单工序，每道不需要熟练技巧的工序都交由女工人来做，然后由一名技术熟练的男性予以监督。因此停止“劳动力削减”亦即意味着女工人的失业。事实上，在许多的工厂中，大部分的工作都由女工人来完成，然而雇主却只肯付给她们相当于男工人一半的工资。“劳动力削减”虽然让英国增加了近70万份战时新工作，但它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它严重损害了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使男工人感到：这些技术不熟练的女工人让很多属于他们的工作以后不再需要专业技能，因此而加深了他们对女工人的鄙夷，也让更多人认为“女工人只能做些微不足道没有技术含量工作”。

战争期间，全职工作的女性人数上升到130万，同比增长了22%。许多行业都体现出这一人数上涨的趋势。在运输业，女性的人数由1.8万上升至11.7万；银行业则由1500上升至3.7万；在文职、公署以及邮局工作的女性更是增长了两倍（139.4万），甚至连面制品业也实现了人数四倍的增长。随着工作女性的大量出现，新兴女性工作者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除了和平年代里的一些行业，女性也进入军事生产部门。她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以空前的爱国热忱投入到军需品的生产中，被人们称之为“军需母亲”。然而，这种形象背后的真实情况却是，女性待遇的恶化——战时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女性不得不进入当时待遇较好的军工厂工作，然而军工厂的“优渥待遇”却是暂时的。由于战时各行各业的工资标准不断变化，另外通货膨胀也屡屡发生，军需厂女工人的“好待遇”也因之被抵消。许多工厂实行战时津贴政策，通过加班来授予工人津贴。要获得津贴的代价很高，军工厂的工人们为此不得不每天工作12小时，，周末也不能休息。在TNT附近工作则更加危险，工人们时常会中毒。战争期间，大约有300名女工人死于TNT中毒或爆炸。

女工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和她们的所享受到的福利几乎不成比例。为了解决自身待遇问题，战争时期的女工人也像男工人一样，她们利用战时的劳动力紧张来跟政府议价，1917年《女工人》杂志发表了一个“战后目标愿望单”，其中包括了相应的医疗、津贴以及失业补助、税法改革等诸多议题。除此之外，女工人们不仅要求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求休息的权利，后一项权利表明了女性对工作和家庭之外空间的诉求，这一诉求更直接的推动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1918年，随着休战协议的签订，战争终于结束。许多士兵从残酷的战场重返他们原先的工作岗位，这时才发现许多女人已经占据了他们原来的工作。“女人必须走”，他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随后的一年之内，英国有75万女性因此丢掉了工作。曾经呼吁她们为国家而工作的政府此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在1919年召开的失业捐助大会上，没有一个女性成员，尽管在接受失业补助的人中女性占到75%。为了安抚失业女性，政府又将这批人从工业领域转移到传统手工业领域。然而无论在哪个行业，女性工会组织（如女性工业理事会，Women’s Industrial Council）的诉求一如既往：缩短工时、提高工资以及待遇。女性工人的抗议浪潮一波盖过一波，英国当局无法继续忽视其存在，他们选择授予女性一些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以弥补她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1918年，国会被迫通过了三项法案，允许女性参选国会、进入牛津或剑桥读书、授予30岁以上的女性投票权。这三项法案看起来意义重大（至少在教科书上，它们几乎是女权运动胜利的象征之一）。然而实际上，当时女性工人的年龄普遍低于30岁；在一些领域，对女性的职业开放程度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还降低，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查令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一度缺少医生，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拒绝招收医学院的女学生。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战绝非女性工人生活的转折点，在此后的20年中， 女性劳动者的生活依然十分辛苦，英国女权运动任重而道远。

在一战期间，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女性在家中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仍和19世纪无太大差别。在英国人的眼中，“女性”和“劳动者”这两个概念从未被真正联系到一起——他们让女人干和男人一样的活，却付给她们相当于男人一半的工资；她们可以在工作中显示出天赋和机智，然而却仍置于男性工人的监管之下；她们虽然能够完成一些艰难的工作，然而却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

英国女性工人从来没有只接受“女性”或者“工人”的身份，正如她们所做的、已经做过的那样，她们不断地努力工作，直至大战结束。或许她们曾在战时的紧张工作中获得过社会的认同，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她们又被丢进“工业的垃圾堆”中。1918年，《女工人》杂志质疑道：“现在已经是和平年代了，然而我们的‘应许之地’又在哪里？我们穿过沙漠，可是现在还是只能在家中为奴（house of bondage）”。或许，这个问题要等半个世纪之后才能有答案。

女人的战争：一战中的意大利女性与意大利社会

整理自：Italian Women During the Great War，Evidence History and the Great War: Historians and the impact of 1914-18, Edited by Gail Braybon, pp.216-236

作者：Simonetta Ortaggi

1916年底，一战各主要交战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过去的两年间，各国将国家机器所能调动的全部国家力量发挥到极致，然而却未能突破僵局；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国社会不堪重负，各阶层的女性出于不同的动机，开始了自己的反战抗议活动。如果说19世纪的100年是欧美国家不断强化其国家权力的历史，那么在西莫内塔·奥塔其（Simonetta Ortaggi）的遗著《世界大战时期的意大利女性》（Italian Women During the Great War）中，你将会看到，一战的意大利社会中的女性个体（主要是中下层女性）是如何被迫卷入战争中，然后又如何觉醒，从而踏上“反抗国家”之路。尽管这种女性公民反抗与觉醒发生在意大利境内，然而它同时也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特征，1918年大战终结之后它将传遍全欧。

20世纪初，家庭是意大利妇女日常生活的重心。然而由于一战时期空前规模的兵员征召，无数家庭被拆散，父亲、丈夫、儿子走上前线，无助的妇女只得留守家中，担负起一家之长的重任。由于战时吃紧，意大利国内普遍物资缺乏、通货膨胀严重，家庭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这使得人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同外敌做战，更要应对贫困所带来的威胁，这使得女性所面对的生活压力更为沉重。同城市的女性生活相比，乡下的女性生活无疑更加严峻。在乡下，无地农妇因为其丈夫奔赴战场而失去了全部的家庭收入来源，她们有的人不得不前往城市，从事一些薪酬极低的工作补贴家用；有的人不得不努力找寻无人荒地来耕作，然而这些无人荒地面积狭小，产量极低，因而这部分乡村女性大多做了佃农；还有些女性在夜里偷偷潜入别人家田中盗取粮食，直至警察来时才惊慌失措地逃走。

战时意大利农村所遭受的破坏迫使意大利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来应对农村的萧条。然而，他们的主意又“坏”又“臭”。他们向农村和城市局面发放补助金，以此来弥补负责生计者离家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这些补助金可谓杯水车薪，并且时常因通货膨胀而发生严重贬值。1915年，给妻子的补助金是每人60分（1生丁=100分）；1917年时，这一数字上涨到了70-75分，但是同时期的生活成本却增长了两倍。政府政策上的失误引起了农村女性的严重不满。为了得到补贴金，生活在偏僻乡下的农村妇女们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农活，赶往乡镇中心领取补贴，这牺牲了她们的农时，同时每次的津贴领取都意味着战争仍在继续。这种战时情形令她们满腹怨言，乡镇中心成为了她们表达不满的“公共空间”。随着生活的日益艰难，1916年12月至1917年1月，意大利各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现行补贴金政策的农民抗议浪潮。在这场抗议浪潮中，农村妇女们不仅反对补贴金不足，还强烈要求政府让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回家、停战与和谈。在许多地方，女性农业工人拒绝工作，声称工资不足，她们还需要到镇中心领取补贴金。

农村妇女的抗议活动从此起彼伏的零星状态发展成为一股席卷全国的浪潮，它对当时正犹豫是否同同盟国和谈的意大利政府造成了影响，为了和平，波河流域的农村女性阻挡军队收割作物、将从战场上逃回来的逃兵带到自己的村庄里藏匿，许多农村女性在很多年后依然对此记忆犹新，她们有的人甚至还记得这些逃兵们的名字。在她们看来，这些逃兵是一群“勇士”——他们敢于挑战当局，置政府可能对其进行报复不顾。1918年初，由于卡波雷托的惨败，政府不但继续征兵，而且派遣特务潜入村庄抓捕逃兵。此时，一些向来被人们认为“粗鄙的”妇女挺身而出，阻挡他们抓捕逃兵。“你们这些该死的腐败政府的狗腿子们，你们要打仗，害死我们的孩子。”从诸如此类的话语中，我们犹可体会当时农村女性面对残暴的国家机器时所表现出的勇气。

与意大利农村的女性生活相比，城市中的女性生活则是另一半光景。诚如前文所述，战争时期的经济萧条让许多女性和孩子进入工厂，寻找生存机会。在工业城市里，大量的女性受雇于军事供应部门，从事缝补军服、军用毛毯、以及制造武器等工作。这一时期，从事军事工业的妇女和儿童的人数较战前上涨了十倍。大量的妇女和儿童进入军需生产部门从事军工品的生产，这也反映了战争时期的意大利女性在其工作角色与和平主义诉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她们为了生计不得不进入军工厂工作，另一方面，军工厂的存在却让战争得以继续进行，而这正是让她们的生活无法恢复正常的直接原因之一。因而，我们可以想象，在军工厂工作的妇女与儿童的心情是如何的压抑与无奈。

比情感上的压抑更严重的是生活上的困苦。妇女们虽然找到了工作，然而薪酬却极低，为此她们不得不加班做一些零工以补贴家用。然而，由于战时政府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与战争有关的事务上，妇女们在军需厂的工作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直到1916年，艾美利亚才允许女工人周日下午休息。漫长的工时加之对医疗卫生、仪器操作等方面监管不力，工厂里的女工人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除此之外，工厂对女性的压榨和剥削也极为严重。在某些工厂，任何请假都会被当做消极怠工处理，即便请几个小时的假都会受到惩罚。这样苛刻的工作条件让当时绝大多数的已婚女工人不堪重负。在米兰的皮雷利，绝大多数工厂的已婚女性都会在怀孕一个月后离开工厂。因为保护性法律法规的缺乏，这些失去工作又要养家的已婚女性不堪其苦。

恶劣的工作环境让意大利城市的女性工人不得不走上一条反抗之路。1917年3月，米兰的女工人先后在两个星期日举行罢工，抗议工厂不合理的工作日制度：在这两天之内，非常规请假超过了1.7万例，米兰工厂车间几乎全部瘫痪。接着， 女工人们迅速组成工会，就提高计件工作报酬、缩短工作时长、提高基础工资待遇等诸多问题向资方谈判。女工人组织的工会所提出的要求还未来得及等到雇主回应，男工人组成的工会首先对其作出了反应。这些男工最初将女工人的要求视为对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的威胁。然而，经过交流与谈判，以男工人为主的工会同意了女工人所提出的“生活开支津贴男女平等以及工资上调幅度男女平等”的原则。男工人选择了站在女人一边，为其权益而抗争。由于男女工人的团结，到大战结束时，女工人得到了足够维持日常生活的日薪和更为人性化的工作时长——八小时工作日。

一战对于意大利女性来说是不幸的，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她们都饱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家庭离散、生活艰辛、屡遭盘剥.......然而这场战争所带来的不幸却使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让她们迈出了建立政治组织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虽然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意大利底层女性的生活状况和政治地位，然而它无疑是意大利下层女性生活的重要拐点，自此之后，无论是意大利社会中男性同女性的关系，还是家庭与社会的关系都无法再回到原来的状态。女性的解放并非只是暂时性的运动，正如一战之后的历史所显示的，它将经历黑暗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时代、抵抗年代，在不断反抗国家的压迫中，彰显自身的魅力以及作为国家公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