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奔波在路上。“2月24日凌晨，寒流来了，漫天都是雪片。我们匆匆赶路。我在风雪中与饱经磨难的娄底城告别。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较量并没有结束，我还会回来，无论是怎样的结局我都会回来。”他的预感没错，涉嫌非法拘禁人大代表案的人员迅速组织反击，“战场从湖南转移到了北京。众多湖南要员居然与匿名 信作者沆瀣一气，对我进行诬陷，公函满天飞，以地方党政组织的名义罗列罪状，足以置我于死地。接下来便是对我的调查。”

　　1998年，时任《新快报》记者的我鏖战在路上。我冒着生命危险率先披露的《经理摧残卖花女 局长庭长壁上观》震惊海内外，中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成百上千的媒体争相转载、报道。但涉案的公司经理兼赌场大老板、支队长、法庭庭长、公路局长，及部分背后集团迅速发起反攻：我们记者被跟踪、电话被窃听、房门半夜被打开、报社被起诉；媒体之间发生恶性竞争，有报社为犯罪嫌疑人开脱，有人指责“媒体干预司法公正”；有特种人员秘密对记者进行监测、调查，更有人扬言“买记者人头”、“花二千万元翻供”、“北江公安分局每一辆警车都被盯梢！”

　　2001年，时任《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的王克勤彷徨在路上。他采写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刊发于《中国经济时报》，黑市盖头被彻底揭开，一个个威胁接踵而至，4名干警入住他家进行保护，有领导却批评他：“你怎么吃着甘肃的饭，捣着甘肃的乱？”“你发稿为什么不请示有关部门呢？你有没有组织原则？”“你给甘肃惹了多大的乱，你知道这有多坏的政治影响吗？”王克勤心灰意冷：“这是甘肃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2003年，时任《羊城晚报》记者的赵世龙流放在路上。领衔报道了广州长洲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黑幕的他，被戒毒所所长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我做记者10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视《新闻调查》都报道了，他们还敢这样嚣张，公开和暗地威胁我。”赵世龙说。他还在西祠胡同“记者的家”网站上发出呼救贴：“本人在广州素与人为善，如遇不测，定为长洲戒毒所所长罗贤文所为。”他决定出去避难，“权当云游四方吧！”在北京公主坟一间公寓，我发现这个“算得上是一条枪”、在韶关卖花女案件中并肩作战过的哥们变得神情萧瑟。

　　同年，《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放逐在路上。她离开了报社机动部，被调职到该报新闻中心负责对外联络。据传，此次调动是因为她6月22日见报的一篇批评报道：成都市青白江区市民李桂芳外出吸毒前将3岁的女儿锁在家中，当天李被警方强行送往戒毒所。李桂芳跪地哀求警察让她回家把孩子放出来交给其他亲友，她再回来投案，却遭到冷酷的拒绝。被锁在家中的3岁的女儿被活活饿死。文章发表后，网上有人进行绝食接力，有关部门出面制止，报社受到压力，李亚玲被调离记者岗位。她曾在报社工作8年记者，为此“伤感至极”。

　　在谎言大行其道，真相被遮蔽的年代，一名名调查记者为了行使新闻记者的职责，揭示事件内幕，被威胁、被起诉、被流亡、被调离、被诬陷。为民请命之人反成“国民公敌”，连最基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鲁迅的慨叹穿过悠长的历史，道尽了先行者的悲凉。天涯羁旅，落日孤帆，谁悲失路之人？

　　危险来自何方？

　　《左传•崔杼弑齐庄公》载：“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为了如实记录历史，史官们前赴后继殒身不恤，连最高统治者也望而生畏，那是何等地悲壮，何等地执著！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闻记者就是历史的记录者，是广义上的史官。王禹偁有诗云：“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而谁最怕“直士”、“良史”？舆论监督的真正危险又何在？

　　卢跃刚先后10多次被推上被告席，身陷大大小小的官司里欲罢不能：“我没有许多报告文学同行那么好的运气，可以踏踏实实地打死老虎，然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容不迫安安全全地解剖一番。我碰到的大多是活老虎，大多是景阳冈上死缠烂打的局面。”他用3年时间为娄底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件划上句号后，随之介入重庆任亚非事件，这一战又是4年！重庆风波尚未了结，他又登上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咸阳故道，为人不人鬼不鬼的武芳讨公道，真是宁可“战死而止”。“然而，我也是‘套中人’，与我的所有当事人那样，无时不生活在藩篱与枷锁之中。我这支笔的活动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天马行空。而且，对手个个不是等闲之辈，等闲之辈干不出种种违反常理违反常规违反人性的事儿来。更多的时候，对手是一个军团，一个千丝万缕的强大体系。”

　　赵世龙被戒毒所长控以诽谤罪，如果罪名成立将直接面临坐牢的危险！这是显性的危险，还有潜在的威胁。从“身份”的角度来说，他只是一名打工记者，没有编制、户口，甚至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我把我个人的能量用到了极限，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我个人去撞。”在北京流亡时，他对我说，报社有部门领导指责他不该擅自接受《新闻调查》采访，他已经不想在报社干了。他去了央视《社会记录》，但可想而知，仍是“打工”。或许，“在编”永远与他无缘。“编外”、“打工”，不仅是他，也将是大量记者一生的生存状态。

　　卢跃刚、赵世龙体会过的悲凉是很多调查记者体验过或正在体验的。我曾对《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说：“当我揭露一个大要案时，我所面对的除了被监督对象最直接的威胁外，还要面对可怕的‘无物之阵’：打击不力甚至相互勾结的司法机关、认为被报道‘抹了黑、添了乱’的政府机关、认定媒体‘有炒作嫌疑’并且‘影响社会稳定’的宣传机关、受到各种压力而将责任全盘推给记者的报社……‘黑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黑白勾结！明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枪箭齐发！’”

　　“从胎死腹中的北京时报，到一落地就遭到扼杀的京报，再到浴火重生的新京报，我们一出生就历尽沧桑，我们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身兼《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两报总编辑的程益中深有体会：“正像电影《终结者3》片头第一句台词所说的那样：‘我还没出生，就有人要杀死我。’……他们还会出尽法宝，使用惯常手段，假政治正确之名，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向新生的新京报发射明枪暗箭。不要紧，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站在时间的前面，明枪暗箭瞄准的只能是我们的背影！对付脏水的最好办法就是离脏水远一点，抽身离去，拔足狂奔——向前！”

　　只是，前方就真的没有“无物之阵”了吗？我们真可以越过此在的束缚，远离“套中人”状态吗？

　　谁使竖子成名？

　　阮籍曾驾长车，在平原上漫无目的地狂奔，并发出“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千古喟叹。这是一个罕有英雄的年代。太多的人怀抱犬儒主义哲学，明哲保身，苟且偷生，“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没劲，没有激情，没有血脉的贲张。“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新闻记者常充当着照本宣科的传声筒，粉饰太平的吹鼓手，媒体成了“媚体”，记者成了“妓者”。

　　为此，署名许志文的作者发出了《中国传媒人需要先补钙再补脑》的警示：“几乎所有的被查处的贪污大案要案，以及中等的案件，很少听说传媒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传媒也可以通过内参的形式，按照检察院、纪委、政协、人大等渠道向上反映……之所以强调补这种钙，是因为我经过研究发现，这样的传媒业，能使得人民的公仆能得到更多些监督的眼睛，而且这种监督的眼睛或许更迅捷，与其他监督相配合，就更能有利于社会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更能有利于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和平、充实、丰富与幸福。”

　　其实，这时调查记者已经厉兵秣马、冲锋陷阵，向强权与暴力宣战。调查记者又称“警犬”记者，其概念来自于西方，主要指那些探明、揭露被个人或集体掩盖的损害公众利益的真相的记者。在中国，这个概念正在形成之中，除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大量使用这个名词外，平面媒体里一般指机动记者、政法记者、社会新闻记者、热线记者中经常从事调查新闻、舆论监督的记者。

　　“水门”事件(Watergate Case)是调查记者的典范之作，也是世界新闻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经过深入调查，顶住重重压力，发现并报道了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为刺探民主党的竞选政策而在民主党总部水门大楼安装窃听器的内幕，从而掀起弹劾尼克松浪潮的事件，最终导致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总统辞职。舆论监督的矛头能直指国家总统，这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需要多么强大、健全的政治体制！

　　调查记者的职责就是探明、揭露真相。“所谓真相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真相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和黑幕，那就是被权力和利益遮蔽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那是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所遮蔽的真相。”央视新闻评论部主任梁建增如是说。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希光认为：“从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看，‘警犬’记者被看做最崇高的媒体人，而公共新闻又强化了新闻界的基本使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否则，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无从谈起。新闻媒体的未来不在于采用新技术，不在于网络化，更不在于新闻的娱乐报道和体育报道，而在于强化其社会警犬的作用。记者的崇高使命等同于新闻调查。”

　　进行舆论监督、新闻调查，最需要的是勇气。恐惧是人的本能，如何战胜惧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需要长期修为，善养浩然之气。技巧是可以学的，而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职业态度、正义良知、责任感一开始就必须确立。只有这样，在常人不敢做不能做的情况之下，你才有勇气去做，才有勇气道出真相，才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很多东西比个体的生命更重要，它们可以支撑你超越惧怕、征服恐惧。能否战胜恐惧，这往往是英雄与凡人的分水岭。

　　“说不害怕是假，谁在这个时候都会有恐惧，”卢跃刚在谈及武芳毁容案时说：“但恐惧阻碍不了我工作的进程，我知道调查每进展一步，武芳昭雪的希望就会大一些。面对武芳，面对束手无策的武芳的亲人们，我觉得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都不能坐视不管。这样的事情今天发生在武芳的身上，明天可能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们身上，只要有一点血性，怎能不拍案而起。”

　　王克勤坦言：“我首先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害怕是一种本能，不害怕是假的。在对待一些新闻事件，尤其是对待黑恶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价值的判断……我一个人，一旦把真相揭开，能昭告天下，传播给中国的每一个老百姓，让大家知道在证券市场也有诈骗，以后老百姓上证券市场炒股的时候就多一个心眼，因此出现的家破人亡或者是老百姓吃老鼠药自杀各种恶性事件的减少，少一些生命为之付出成本，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命能换来几百个，几千个人的生命就非常有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实际上也是一个传统的价值理念，我做人要做的有价值，是这样一种很朴素的想法。”

　　《新京报》旗帜鲜明，在发刊词中说：“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新京报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有责任对报道的新闻负一切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新闻调查》对调查记者有特别的要求：质疑的精神，记者必须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平衡的意识，记者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平等的视角，在记者面前，只有被调查者这一相同的身份，没有尊卑贵贱之别；平静的心态，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对事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当然，这些主要还是技术层面上的知识。就风险性而言，电视媒体小于纸质媒体：一是它主要用镜头说话，不像文字那样容易被“找茬”；二是它的覆盖面广，影响大，监督力度大；三是它出动的人较多，往往是编导、主持人、策划、摄像集体行动，被监督对象不易找到具体报复对象。因此，电视人成名的关键不是勇气，而是形象、修养、定位、平台、技巧、技术等。

　　风云记者何在？

　　2003年11月8日的中国第四届记者节，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这天起，中国调查记者开始走向前台！他们展示给世人的除了影响巨大的新闻事件，更多的是背后的艰辛和创伤。他们中不少人具有强烈的古希腊神话、史诗的悲剧色彩，甚至本身就是这个转型时期的悲剧人物。

　　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评定了8名本年度中国记者风云人物，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冀惠彦、羊城晚报的赵世龙、新华社的朱玉、中央电视台的曲长缨、中国经济时报的王克勤、中央电视台的柴静、南方都市报的陈峰、华商报的江雪。

　　这个评选属于民间性质，表面上有个人和单位推荐，专家评选，但其实并没有严格的考核、评比标准，因此也缺乏权威性、准确性，通常是编导、制片人看上谁了就做谁、推举谁，带有主观倾向性。有的上榜人物事迹一般，影响一般，并不能代表最出色的记者人选。

　　尽管如此，上榜人物大部分还是个性鲜明，成绩斐然，毫无例外是好记者、优秀记者。他们中大部分属于调查记者，个别人虽是跑线记者，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调查记者，但也做过调查记者的工作，他们的成名作往往也是调查新闻。

　　这8人中，我认识并直接打过交道的有赵世龙、江雪、柴静，此外陈峰是我不曾谋过面的原同事。其中，《华商报》记者江雪因报道陕西第一贪周长青报道、枪下留人报道、黄碟事件报道、北大毕业生街头卖肉报道而成名。认识江雪是源于2003年2月25日，她在北京录制安徽卫视《记者档案》时，恰值清华、北大两餐厅相继发生爆炸，共9人受轻伤。报社派江雪顺便采访此案，编导张成军请我协助她。我是案发后20多分钟就赶到现场的，掌握了一些情况。是夜9点，我陪着江雪来到北大、清华案发地进行采访。当时，两校案发食堂还在戒严中。

　　我与柴静在《新闻调查》办公室有过一面之缘。她生于1976年，19岁大专毕业后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22岁到北广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后相继在《时空连线》做主持人，在《新闻调查》做出镜记者，著有《用我一辈子去忘记》一书，文笔相当优美。就这点而言，《心相约》作者陈鲁豫、《我已出发》作者闾丘露薇无法抗衡。

　　报道孙志刚案的陈峰与我同龄。我离开《南方都市报》的时候，他还没来，因此无缘结识。陈峰的电话和名字是我提供给《讲述》栏目一位编导的，此前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是“始作俑者”。孙志刚案由于网络的传播、新华社的通稿、法学博士的上书，影响甚大。陈峰使社会公众了解到了事实真相，功不可没。从显性风险角度而言，孙志刚案的监督对象主要是一个具体的收容所和派出所，其级别和权力都很有限，并非“大老虎”，对报社和陈峰构成隐性风险的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无物之阵！

　　安徽卫视《记者档案》是中国惟一以记者为嘉宾的电视节目，试图“揭密新闻幕后精彩故事，品味记者生涯酸甜苦辣。再现传奇经历，分享智慧人生。在谈笑间尽现记者风采”。该栏目采取民间视野，平民立场，选取的不少人物是从事舆论监督的精英。2003年9月，安徽卫视、中华新闻报、搜狐网联手进行“我心中的好记者”评选。

　　毫无例外，在央视和安徽卫视的评选中，央视主持人、出镜人得票率最高。在电视媒体处于“霸权”地位的今天，较高的收视率、庞大的观众群，使主持人、出镜人成名相对容易，而幕后的记者、编导、制片人则默默无闻。其实，在绝大多数电视节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编导、记者、制片人，他们负责选题、报题、拟采访提纲、约被访人员、采访。当这些最主要的幕后工作完成后，浓妆淡抹的主持人、出镜记者开始出场“表演”了。

　　出镜记者、主持人虽然也能划归在记者行列，但由于工作的不完整性、不连贯性，同严格意义上的记者还是有区别的。大部分观众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认识屏幕上衣着光鲜的主持人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敬一丹、陈鲁豫、王小丫、张越等，而不认识风尘仆仆的曲长缨、冀惠彦、王猛、杨晓凌等承担着巨大风险的和工作任务的幕后人。

　　平台和工作性质是一个人成名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正如白岩松在2004年央视黄金段广告招标说明会上对前来参会的广告商所说的：“一条狗拉到中央台连播30天，自然会成为一条名狗，我不过就是那条名狗而已……因为中央台太好了，所以我一直赖在里面。”此言一出，广告商们笑得……

　　好在，央视风云榜的评选，并未完全以名气大小、“脸熟”与否为标准，而是以记者的人身风险、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及价值构成为取向，让大量赴汤蹈火的调查记者、战地记者登台亮相。就这点而言，央视风云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时间开始了吗？

　　中国第四届记者节这天，程益中在《新京报》成立大会上豪情万丈地宣布：“这一回，时间真的开始了！历史真的开始了！”掌声雷动。热血沸腾。热泪盈盈。

　　“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像，惟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历任国家领导人秘书、顾问的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中写道。

　　开国大典的那种盛况，李慎之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但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个期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李慎之回忆说。

　　“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一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

　　风雨苍黄，世事更迭。胡风绝对没想到，不到6年他就被毛主席御笔钦定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直到1988年去世2年后，才得以昭雪平反。李慎之也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国依然在苦难和血腥的怪圈中徘徊。

　　同样，新闻改革举步维艰，舆论监督道路漫漫。作为同中国发展最快的报社《南方都市报》一起成长的首批政法记者、调查记者之一，在镁光闪闪的美妙景象背后，我体验到的更多是悲怆。我没有很多新闻同行的好运气，没能进驻一个“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媒体，没能享受在编人员的待遇，没能靠一两篇报道名扬天下，没能得到单位领导的青睐，没能靠歌功颂德轻易获奖。我和赵世龙一样，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打工记者、流浪记者，不名一文，可以随意被弹压，被剥夺工作权利，严重地“名”“实”分离。我们仗剑行走江湖，将自身的能量发挥到极限，用“带血的头颅”撞击着紧闭、窒息的铁屋子。

　　在我发表的两千多篇报道中，除掉为“稻粮谋”的反贪、刑事、民事、经济案例外，舆论监督新闻占了数百篇，监督的对象范围甚广，且大都是“活老虎”：公安副局长、刑警大队长、派出所长、检察人员、法院院长、法庭庭长、司法副局长、武警支队长、武警餐厅经理、管委办主任、公路局长、工业局长、治保会主任、赌场大老板、香港大老板、韩国大老板、黑社会团伙、绑架团伙、电话宰客团伙、收容所、戒毒所、看守所等。

　　舆论监督对象的强弱往往决定了舆论监督难度的大小。我先后遭遇围攻、威胁、辱骂、偷拍、跟踪、窃听、流亡、陷害、封杀，那种末路狂奔十面埋伏的感觉刻骨铭心！我领衔采写的《“黑手”操纵宰客电话》是《南方都市报》创刊后至当时影响最大的调查新闻，《经理摧残卖化女　局长庭长壁上观》是《新快报》创刊后至当时影响最大的调查新闻。

　　通过舆论监督，新化黑帮、隆回绑匪两个犯罪团伙直接被歼灭，广州火车站电话宰客团伙解体，被判刑、劳教、撤职、调离、处分的逾100人，其中科级干部8人，团、处级干部2人。除对公、检、法、司、治安队等响当当的部门进行监督外，我还展开过全国罕见的对武警的监督，致使连公安人员也不敢抓、甚至被围攻的两名团、营级干部分别被判刑、撤职，我和报社也因此遭受空前的压力。

　　然而，艰辛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传播。由于当时《南方都市报》影响力有限，中国较大规模的舆论监督刚刚起步，网络媒体远没今天活跃，大众的民主意识还不强，我采写的一些重大独家报道并未能像孙志刚案那样广为传播。我微弱的呐喊，迅速消逝在荒原凛冽的风中。

　　此外，从获奖方面而言，影响太大、罪行恶劣的舆论监督报道不讨上面喜欢，没被处分就不错了，自然评不了新闻奖，如韶关卖花女系列报道。我所获奖的作品大多是为社会铲除了一大毒瘤、读者反响特别强烈、有关部门也能勉强能认可的，如广州火车站电话宰客及治安黑幕系列报道。可以想象，如果我还在一线埋头奋战，没能出版书籍、引起媒体关注的话，我仍将被淹没在人群中。也可以预料得到，如果我因打黑除恶而遭致血光之灾时，不仅得不到“烈士”的称谓，恐怕没人会掉一滴泪，留下一声叹息。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先驱者的鲜血有时并不能唤醒群众的漠然，任何个体的作为都无法深刻改变现状。为了不至于成为半市场经济状态下媒体的牺牲品，同时提高理论功底和单兵作战能力，我矢志考研遁身燕园。

　　我在《北大校报》开辟《大师治学》专栏，遍访正直善良的教授、院士；我在SARS和谎言一样猖獗、北大医学部承担北京1/4病人的情况下，用笔和心见证着医护人员、医学生的愤懑与悲壮；我辨析着孙中山孙女孙穗芳近乎“刻毒”的怨言，感受着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北大演讲时带来的民主与自由之风；我成为《记者档案》、《中华新闻报》中第一个亮相的调查记者，《讲述》栏目陆续有三位编导通过不同途径不约而同地找我。作为鏖战多年的先行者，我本来是极有希望进入央视风云榜的，但因同编导配合不佳擦肩而过。

　　从表象上看，北大生活迥异于记者生涯，但就本质而言并无区别。在血战前行的媒体，我始终将打击和批判的锋芒直指邪恶，使受害者重新获得前行的勇气；在远离庙堂的讲坛下，我倾听着知识的声音，不断地行进与反思，寻求着批判的新维度。每一篇文章的发表，每一次媒体的访谈，我都在发出真实的声音，对虚假和罪恶进行着解构。

　　面对种种劫难和箝制，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能保持头脑的清明，不懈寻找真正的存在之路。他们不管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不管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均能固守沉潜特立独行，秉持布衣精神，以天下为己任，或宣讲于坛，或躬耕于野，或著书立说，或干预时事。当玉环飞燕皆尘土时，他们却一如既往地如鸟般飞越着空间和暗夜……

　　时间开始了吗？黑暗中，我一次次地问道。我多么多么希望，时间真的从此开始！噩梦永沉地狱！然而，正如李慎之所忧虑的那样：“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本书主要以我个人的坎坷经历为主线，以点带面，以己观物，间接反映调查记者群体、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具有较强的自传性质。因此，本书的书名是个体概念，而非集体概念。以我的功底和精力，尚无法将这个群体纳入视野。况且，记者们个个身手不凡，根本无须我来代言。

　　本书虽然与《暗访黑帮》有极少数重合部分，但也努力改变了陈述方式，并突出了其后续进展。书稿写作历时一年半，几易其稿，几易其名，出版过程更是一波三折，让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出版界的现状。

　　在本书的构思、写作、修改、校对、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周晨、陈倩、黄报春、刘容芳、张璇、李海丽、陈敏、刘冬宁、吴耀俊、王术臻、时胜勋、林毅鹏、桑磊等朋友、同学，及中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康弘主任的鼎立相助，大量同舟共济过的记者、通讯员、朋友、亲人，也都是本书内容的见证人、参与人，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此外，《南方都市报》开创人、第一任主编关健率先提出了“按新闻规律办报”，传播“大众的声音”，并为我采写的报道撰写过20多篇时评，几次与我同进同退联袂出击，直接影响到我新闻观的形成。他后因一篇国际新闻黯然退出，不久患病英年早逝。虽然他没有给予过我什么照顾，但其高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新闻人气节，还有那爽朗的笑声，永远停留在我记忆中。

　　第三任主编程益中有着卓越的管理天才，其名字将同《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一起，写进中国新闻史。尽管在我最为困顿，最为危难之际，自身难保的他没有出手援助，但他曾说的“走了这么这么多人，我最舍不得的是曾华锋”、“都市报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又让我动容。一个成长中的人，其实所求甚微。《南方都市报》和程益中所秉持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批判意识、抗争精神、胆识才识，和北大精神一样，激励着我奋勇前行。

　　我的导师、知名文学理论家、北大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室主任董学文教授，及师母、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北大校报主编魏国英教授，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并给予我独立思考、独立发展的空间。董学文教授的导师杨晦先生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主要成员之一、沉钟社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泰斗级人物，这一师承使我的血脉直抵以民主与科学为圭臬的“五四”精神。

　　由于命运多舛，一生飘零，我与很多老朋友、老同事、老读者失去了联络，一些新朋友也不知道我的联系方式，在此公布一下：北京大学中文系2002级研究生 100871，邮箱：zhfpku@vip.sina.com，让我们握紧双手！

　　曾华锋

　　2003年12月于北大

　　附件：

　　作者履历

　　曾华锋，1972年生于湖南山村，从中技生到研究生，从煤矿工到名记者，冷暖尝尽，现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北大校报》记者，经历散见《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新浪网等近百媒体，央视《新闻调查》曾邀加盟。

　　他曾是报界黑马《南方都市报》首批政法记者、调查记者之一，发过2500多篇文章，被誉为“中国第一位连挑黑帮的记者”，被人扬言“买记者的人头”、“干掉记者”，历经围攻、诉讼、流亡、陷害，并收到黑帮头目传真。

　　其独家报道《经理摧残卖花女 局长庭长壁上观》、《“黑手”操纵宰客电话》、《新化黑帮横行大沥天河》、《抓嫖现场惊见法院院长》、《绑匪竟在公安局领赎金》等震动一时，逾百人员落网，含法院院长、武警队长等10名科处级干部。

　　他获过《南方都市报》新闻特等奖、全国省级都市报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北京新闻奖、北大社会工作奖，考研散文集《叩击北大》被《风雨考研路》一书收录，舆论监督报告文学《暗访黑帮》由中国记协主席邵华泽题名，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数家媒体连载。

　　内容提要

　　民工避查户口仓皇爬上屋顶，不料惨遭治安队员枪杀；“还有两分钟，别拦住我，我要去打卡”，打工仔言毕吐血身亡；八旬老人散步被收容，状告派出所、收容所却败诉；女研究生外出购物失踪，记者追踪报道被封杀……

　　正义之火是如此微弱，法制之途是如此漫长。从湘中群山中走出的调查记者曾华锋，踏过矿难父亲斑斑的血迹，穿过中原骚动不安的技校，走过煤矿机厂轰鸣的机器，越过沿海不舍昼夜的流水线，经过自考研考的艰辛磨砺，跨过黑白两道的重重屏障，将舆论监督的锋芒直指强权与暴力，体验着身陷重围的绝对孤独。

　　“最崇高的职业是记者，最优秀的记者是调查记者，最出色的调查记者是让害人者难受的记者。”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如此评价调查记者及曾华锋。在战地记者、足球记者、经济记者走向前台时，调查记者裹好伤口抹去泪痕，枕戈待旦。

　　本书为中国首部反映调查记者生存状况的长篇纪实，立足民权、民生，大量幕后新闻为首次披露，冲击力强，情节跌宕，思想锐利，折射出媒体变迁、时代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