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3日，吕梁在他位于北京的北辰花园别墅被警方逮捕，他是当时的著名企业家兼顶级股评人，他被捕的理由是涉嫌操纵一系列股票的股价，给股民造成了超过50亿元的损失。

　　对于警察的到来，吕梁一点也不感到惊恐，正相反，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则露出了轻松的微笑。对于他为何如此反常，一位财经评论人解释道，“他（吕梁）此时觉得待在大牢里比待在外面被人追杀更安全。”

　　想要“追杀”吕梁的人据说是他的合作伙伴，即那些与他共同操纵股价并造成超过50亿元损失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要杀吕梁，是因为吕梁干了一件疯狂的事。

　　2001年元旦，吕梁在其私人别墅约见了一家财经媒体的主编，并通过此人对外界宣称，与他合作的金融机构分布于全国，有400多家，其中不少还特别有名，而他正在写一本“庄家自述”，准备把这些机构和他们的丑事全抖搂出来。

　　显然吕梁已经决定主动认罪，所以他并不害怕警察上门，正相反，他希望司法部门和证监会赶紧传讯他，把他关起来。可惜他的愿望落空了，警方只是对他进行监视居住，而这让恐惧再次攫住了他。

　　左思右想之后他决定逃跑，逃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2月9日，他披着一件军大衣，悄悄离开了自己的豪华别墅，消失在初春北京滚滚的人流中。

　　一个文人的转变

　　吕梁原本是一个文人，最后却走上了坐庄的道路，这是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吕梁出生于1956年，原名吕新建，非常擅长写作和画画。1988年，他在巴金做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国运》，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好评。他的画画得也特别好，曾于1989年担任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的特邀美编。

　　不过，1990年之后，吕梁就不再从事文艺创作了，转而投身财经写作，主要写股市。1992年，他创作了一本名为《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的书，其中一部分内容于5月2日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

　　创作该书与当年资本市场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

　　当年1月，沪深两地开始流行一种“新股认购证抽签表”，股民可以凭抽签表去申购新股，当时的股市非常火爆，只要拿到足够的认购证就能发财。而这些财富故事又激励了其他人，全国上下人心浮动，许多人都幻想一夜暴富。吕梁的书有借“古”讽今之意，写书的时候，他还不是一个股民，也不推崇投机，但这种情况不久就改变了。

　　8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以500万张抽签表的方式发售，每张表可以买1000股股票，中签率为10%。消息一出，举国骚然，150万人齐赴深圳抢购抽签表。

　　当时吕梁也去了深圳，不过他并不是去抢表的，而是去看这股狂潮到底如何发展。

　　抵达深圳之后，吕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各售表网点排起了望不到尽头的队伍，天南海北的人们前心贴后背地拥抱在一起，9日下午天降大雨，但购表队伍原地不动。由于来的人太多，500万张抽签表很快售罄，然而，购表人群仍不散去，他们指责售表过程存在舞弊行为，要求市政府为他们“评评理”，甚至还砸汽车，砸摩托车，以及攻击执勤干警。市政府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宣布将下一年的500万张抽签表提前增发，这才平息了事态。

　　吕梁见证了这一切，他将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标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的特稿，而这篇特稿被国内几十家报纸转载。这之后，吕梁就火了。

　　不过，对于吕梁而言，这次经历最大的意义还不是让他名扬天下，而是让他近身体验了一次投机狂潮。这之后，他的心也狂野起来。返京之后，他便跟一些大户学炒股，赚了一些钱。然而，这些钱很快又被在他期货市场上赔光了，他不光是赔光了自己的钱，还把利用自己的名头借来的大约1000万元也赔光了——这些钱大部分是向上海的一个老总借的，后文还会提到此人。

　　到1996年，吕梁已经没有资本再折腾了，于是回归老本行。他成立了一个“K先生工作室”，对外号称“K先生战略投资基金”，并在报纸上以“K先生”的名义发表股评。K有两层含义，一是股票的K线图，二是英文KING，即“股评之王”。

　　搞这么大动静并不是为了写稿还钱——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结交天下豪杰，最好能钓到一个能帮他翻盘的人，而这个人在1998年秋天出现了。

　　“我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人”

　　找吕梁的人叫朱焕良，是深圳的一名炒股大户，经常看“K先生”的股评文章，对吕梁很是仰慕。不过，朱焕良此次前来不是为了追星的，而是为了让吕梁帮他解决一个难题。

　　这件事得从头说。

　　朱焕良是一个标准的土豪，他没读过多少书，早年在工地上给人开大型装卸车。1992年他开始发迹，第一桶金就是通过参与“百万股民炒深圳”赚到的，随后他则用这笔钱去炒股。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很会炒股，两三年就炒出了亿万身家，被人称为“朱大户”。

　　发财之后，朱大户觉得自己能力超群，便想学人家坐庄。1996年，他相中了深交所的一支名为“康达尔”的股票，该公司位于深圳宝安区，是一家养鸡企业，向香港市场供应活鸡，规模不大，但效益稳定。朱大户在深圳宝安区颇有人脉，他问了一圈朋友，大家都说没问题，他便展开了行动。

　　朱大户先是筹集了2亿元资金，其中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其余的则是从高利贷借的。其后，他从二级市场大举收购康达尔的股票，半年之内就囤积了几千万股，占到总流通股的90%。

　　控股完成之后，他便开始实施自己的坐庄计划。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97年，香港突然爆发“禽流感”，全岛疯狂地杀鸡、禁鸡，这直接导致康达尔的股票断崖式下跌，每股从15.4元一路跌至7元，市值蒸发了一半多，而朱大户则深套其中。

　　看着大盘，朱大户恨死自己了：放着亿万富翁不当，学人家当庄家，遭天谴了吧。

　　不过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康达尔内部还存在严重问题，表现为公司账目异常混乱，有内部人不断掏空公司，外部则有大量官司，再就是发现了4亿元假账。而朱大户控股康达尔之后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当时的盈利报表都是他填钱进去做出来的。

　　“禽流感”的爆发则让朱大户彻底绝望了，那段时间，他逢人便讲，“除了那些被杀的鸡，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

　　不过悲观是没有用的，放高利贷的天天催债，再拿不出办法来，他恐怕就没命了。

　　抓耳挠腮之际，朱大户忽然想起了“K先生”，他经常在报纸上看“K先生”的股评文章，那文章既热情洋溢又富于思辨，在股评文章普遍粗劣、肤浅的当时，有如一股清流，让人心生仰慕。朱大户觉得“K先生”可能有办法帮自己解套，便在1998年秋天买了一张机票，飞往北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