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认同在台湾还不是一个问题，假如在那个时候谈及两岸共圆中国梦，大家的争论焦点会更多地放在谁主导、如何圆的问题上。但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部分台湾同胞的国族认同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国梦是否包含"台湾梦"，台湾民众要不要和大陆同胞一起实践中国梦已然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是什么让这部分台湾民众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国家民族认同的改变？笔者认为，两岸数十年的隔绝，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即两岸体制断裂和两岸记忆断裂，为分离主义者提供了机会。伤害最大的便是有"台独"色彩的人主政台湾时期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解构。其中，修改历史教科书是众所周知的手段。

　　2013年，，三家台湾出版社编写的三个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因为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的历史称为"日据时期"，而被台湾教育当局教科书审定委员会认为不符课纲，不准出版，从而引发了台湾舆论界方兴未艾的有关"日据"与"日治"的论争。就在形势要从两派人马的言论辩驳上升到行动抗争的时刻，台湾行政当局在当年7月22日表示，今后在公文书的处理上，将统一使用"日据"用语，并通函行政部门及地方机关依照办理。2014年新年伊始，台湾教育部门的课程审议会通过了高中课纲微调案，让教科书内容回归"宪法"及史实。
　
  　 争论似乎可以就此停息。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竟引来绿营人士的一片挞伐。他们全然忽略日本政府修订编写初高中教科书指南，把中国的钓鱼岛和韩国的独岛明确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的当头棒喝，在农历新年间对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发动攻势，绿营执政县市更扬言将抵制教科书改版。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公然违"宪"，当然与部分台湾民众模糊的国家认同有关，必须加以厘清。

　　已故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事实是附带着某种意义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反过来讲，不附带意义的事实是成不了历史的事实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便是情感记忆，只要它在某一脉络中被赋予意义，那么，它就能成为那一意义上的事实。

　　众所周知，历史教科书关乎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词语的形成与使用与其背后的共同记忆与情感有绝对的关系。在大陆，由于没有经历过台湾所遭受的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记忆，因此，在历史教科书及普及教育中只有抗日战争的历史，未必能够完全理解当时的台湾人民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情感与评价。而岛内一些有心人士就利用了这样一段不同的记忆，加以片面地夸大，试图由此不同的记忆重塑不同的国族认同。

　　事实是，1895年6月17日，当日本殖民统治者热烈庆祝他们的"始政纪念日"时，台湾有志之士便把这一天当作日本帝国主义的"耻政纪念日"（日文"始"与"耻"发音相同），并且未曾间断地发动反对日本"耻政纪念日"的运动。台湾光复后，著名的抗日作家杨逵则把这一天称为"死政纪念日"；另一作家赖明弘更进一步表示说："'6·17'是台湾人最伤心痛苦的日子，不仅是台湾的耻辱，而是我们中国的国耻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岛内雷厉风行的皇民化运动，台湾文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张深切深刻体会到："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 "晚年转变为持"台独"论调的一位诗人则在那段时期写下了反映台湾人民心声的诗《祖国》。其中最后一段是："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还给我们祖国啊!/向海叫喊 还我们祖国啊!/还我们祖国啊！"《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的作者叶荣钟说："我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毋宁说是由日人歧视（当时叫做差别待遇）与欺凌压迫激发出来的。"台湾本土文学经典《亚细亚的孤儿》的作者吴浊流也说："以一种近似本能的感情，爱恋着祖国，思慕着祖国。这种感情，是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恐怕除非受过外族的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是无法了解的吧。"因此，1947年出版的《台湾年鉴》直接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之为"日本侵略时代"。

　　然而，事情随着之后的"二·二八"事变和败退来台的蒋介石政权的作为而起了变化。不仅仅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皇民化意识没有得到清理，为了反共，它还将众多抗日的台湾爱国人士以"匪谍"之名枪决或监禁，同时，笼络那些曾经亲日或附日的台湾地主与士绅……培养了后来"日治版"历史教科书生产的温床。

　　1951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行文至台湾省新闻处指出："此系侵略行为武力占领之所致，如称此时期为日治时期，不特有昧于日本过去对华之侵略行为，抑且易使台省同胞泯灭其固有之国家民族意识，实有矫正之必要。"电文随即抄送全省各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并刊登公报，以正视听。从此以后，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都用"日据时期"称呼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74年2月25日，它又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应即彻底清除"台湾日据时代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优越感之殖民统治纪念遗迹"的命令，如日本神社、纪念碑、石筑构造物……。问题是，光是清理地面上的石头而不清理脑袋里的残渣，沉渣总有机会泛起。

　　1988年之后，台湾政局进入长达20年的李登辉陈水扁统治时期。他们当然了解，如果要实现台湾"独立"，首先就要建构台湾民众对"台独"的认同，而建构这一认同的核心论述之一就是"日本殖民统治贡献论"。于是，他们称其在台湾进行的是"良心统治"，推动了台湾的建设发展，目的就是形塑分离意识的源头，切断两岸的历史连结，以另类的集体记忆孕育新的国家民族认同。为了遂行"去中国化"的阴谋，构建"台湾400年史"，御用学者提出了所谓"同心圆"史观。

　　1997年，9年一贯中学课纲《认识台湾》，将荷兰、西班牙对台湾的殖民侵扰称为"国际竞争时期"，明朝变成"明郑时期"，清朝变成"清领时期"，而"日据时期"也就变成了"日治时期"。

　　2007年5月，民进党主导下的台湾教育当局委托台湾历史学会发布一项《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其中"第二部：不适合用词检核"，将"日据"一词列为"不客观的历史价值判断、刻意褒扬或贬抑的非中性词汇"。于是"日据"成为官方眼中的"不当用词"--"日治"才是正确的官方用词。这份报告随即被派发给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商作为"参考"(其实是要求编者遵从)。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虽然"日据"派的历史学者力图拨乱反正，但执政者却一味讨好民粹，以致被李扁政权贯彻的"用词检核"制约，而"自我审查"的书商所出版的现行各级教科书只见"日治"。

　　2010年，课纲对该历史时期大标题用"日本统治时期"，副标题则使用"日本殖民统治"叙述。但此一课纲并未明确规定禁用"日据"。

　　2013年，在表面上不能不坚持"中国史观"的国民党执政下，使用"日据"一词的教科书竟然就要被主张"日治"的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禁止出版了！

　　其实，"日治"或"日据"不是什么"史实"问题，勉强算是一种"史观"。如果它们指涉的都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那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可"日治"论者却肯定日本依《马关条约》取得的"合法统治权"，否定"台湾、澎湖群岛等，是日本窃自（stolen from）中国的土地"的《开罗宣言》，甚至以"日治"联系了"终战"、"日本殖民有功"、"日本殖民现代化"等赞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谬论，那就完全暴露了他们在学术包装下为"去中国"而数典忘祖的"皇民史观"或"日本军国主义史观"的"台湾独立论"了。

　　台湾本土作家郑鸿生曾说："台湾人的政治或社会活动不只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历史接得上，也是参与其中的。台湾人只要能够接受这段历史，也就较能心无挂碍地接受中国人身份。"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日据"与"日治"的词语争论，其本质就是"中国史观"与"台独史观"的统独斗争，也是在二战后的国际冷战与中国内战的结构下产生的台湾问题的反映。只有两岸重新建构历史记忆的链接点，正本清源，恢复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时候，中国梦才会在台湾找到更加现实的出发点。
　　（编者注：蓝博洲系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幌马车之歌》，《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麦浪歌咏队》，《天未亮》，《老红帽》等等。他的作品影响巨大，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