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盐湖，只剩老盐工味蕾的那点记忆

　　不打盐了，茹汉民总觉得有点无所事事，相对种那几亩地，，他更愿意打盐。

　　老汉今年67岁了，身材高而精瘦，不像一般的农村老汉，他身上还有一股子精气神，那是多年打盐炼就的。他是惠安堡镇惠安堡村人，过去整个村子都靠打盐为生。现在，曾经的盐工们都晒着太阳养老了。

　　茹汉民出生在打盐世家，从爷爷那辈就是打盐的，只有父亲识文断字成了文化人，民国时期还做过磴口县县长。惠安堡那片无边无际的大盐池养活了村里几辈子人，过去给官家打盐，后来给大盐户打盐，再后来给政府给集体打盐。

　　可以说惠安堡因盐而生，因盐而富。作为一个古老产业，惠安堡的盐，开采发展已有2000多年。《汉书》记载，西汉时三水县“有盐官”，三水县治在今同心县下马关乡北红城水一带，“盐官”就是管理惠安堡盐湖的盐。此处盐湖在隋朝、唐初称为“温泉池”，和花马池相比，又称“小盐池”。之后，这一带陆续发展起来，朝廷对盐业的管理体系日益完善。明代惠安堡最高产盐量达到1781万公斤，除了换取马匹，朝廷修长城、军饷的开支都依靠盐税。到了清代，惠安堡的盐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设有盐湖通判官专门负责管理盐务。清末，局势动荡，老百姓流离失所，盐业也衰落下去。1949年惠安堡解放，成立了惠安堡盐务支局，下设盐警队。那时惠安堡产盐量低，质量不好。1959年建立国营惠安堡盐场。之后，盐场在不同时期进行过扩建、改进设备、提升技术，但是惠安堡的盐业如同一位气数已尽的老人，回天乏力，2000年盐场申请破产。

　　上世纪60年代，茹汉民就是国营惠安堡盐场的职工。他说盐场正式职工并不多，场长是个老红军。当时年盐产量1000多吨，一斤七八分钱，周边的老百姓都食用这里的盐。到了80年代，政府将部分旧盐田划给农民经营，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盐农们积极性提高了不少，盐的质量也有所提高，茹汉民也经营了几亩盐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始全面推广碘盐，这种“大盐”再也没了市场。惠安堡盐湖也被政府禁止生产盐品。

　　不过，吃惯了盐田的盐，茹汉民忘不了那个味道。就像村里的一些老年人，还保持着吃大盐的习惯，经常在腌菜、煮肉时加点，觉得味道特别香。

　　千年盐湖，最终变成了老盐工味蕾中的记忆。

　　惠安堡的盐是“种”出来的

　　恐怕就连最优秀的厨师也很少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是谁“发明”了盐？

　　关于盐，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在山东胶州湾一带，居住着一个原始部落，部落首领名叫夙沙，是个聪明能干的人。有一天，夙沙和往常一样，用陶罐打了半罐海水，放在火上烧，想煮鱼吃。突然，一头野兽从眼前飞奔而过，夙沙拔腿就追。等他扛着野兽回来，陶罐里的海水已经烧干，只在罐底留下一层白色的细末。夙沙好奇地用手指蘸起白色粉末，放进嘴里尝了尝，又咸又鲜，好吃极了。等野肉烤熟后，夙沙抹上白色粉末，美美地吃了起来。那白色的粉末，便是从海水中熬出来的盐。战国时期史书《世本》中就有“夙沙氏煮海为盐”记载。

　　盐池、定边、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等诸盐池的盐业生产比较容易，只要整好盐田灌上水，经风吹日晒，过几天水上就会结成一层池盐，供人们去打捞了。然而惠安堡盐池则不同，这里的盐不是自然生成的，竟然是人工“种”出来的。茹汉民说，这么多年来，惠安堡产盐的方式基本没有变化。

　　惠安堡盐池的土壤中不仅含有盐的成分，而且还有硝的成分，不能食用。在历史发展中，当地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了成套的生产程序，规模生产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硝的成分。

　　惠安堡每年产盐的季节在农历的3月至7月。在此季节，盐民用辘轳汲井水(即淡水)注入畦中，并给畦中注入一些盐壕中的宿水(隔年收贮之雨水)，和淡水进行勾兑。淡水和宿水的比例，完全靠盐民凭着生产经验。惠安堡盐池曾有很多眼年代久远的古盐井，可惜被填埋了。

　　灌好水的盐田经过风吹日晒蒸发，两三天后水面上泛起微小明亮的颗粒，俗称“盐花”。这时再把少量的成品盐撒入畦中，这就叫作“种盐”。每一茬“种”下盐后，若喜遇南风，会把盐花吹落水底，与撒入的“盐种”结合，结晶成为颗粒，称之为续盐。以后每隔一天往畦中添加淡水和酽水，称续水。不断地续水就会不断地有续盐形成。经过5至7天(最多也有十多天的)，续盐越积越多，就可以扒捞一茬成品盐了。打捞过后再续水，再“种盐”，周而复始。至今，茹老汉家中仍有扒盐时使用的木耙。

　　一个老汉和一头乏驴的故事

　　在惠安堡，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民国时期，老百姓为了生计，会去盐湖里偷盐去换粮食、布匹等。有一个老汉力气很大，每次能偷200斤盐，他要背着盐，一直走到拴驴的地方。驴是不敢牵到盐池附近的，因为一旦被发现，驴也会被没收。老汉要把盐拉到庆阳一带，需要走上几天，驴的体质很弱，无法长时间负重200斤盐。于是，老汉就卸下一半，自己扛上。

　　这个故事，至少隐含着以下几个信息：

　　一是，从古至今盐作为重要的资源，重要性堪比粮食，可以用于交换生活物质，一直是盐业部门防范的对象。但是，偷盐贩卖的人一直也没断过。在惠安堡出土的一块《吴公重修盐门楼碑记》，上面记载了清雍正年间，新上任的吴公看到盐湖四周壕墙进出盐湖的通道破败，为了防止有人私自藏盐进出，予以重修。

　　二是，旧时盐的运输主要靠牲畜驮运，有骆驼、骡、马、驴，以驴居多(当然骆驼也不少)。盐商来到惠安堡后，由“领驴子”领下湖去装盐。

　　“领驴子”就是领着脚户连同牲畜下湖到指定盐户处装盐的人。因驮运的牲畜以毛驴居多，所以就叫领驴子。“领驴子”就是当地的盐民，不但可以赚脚户的“领驴子”钱，下湖再向盐主家要一斗、半斗盐转卖给脚户，回头给盐主家交钱时，再少交一些零头钱，这种办法人们称之为“三剥皮”。如果一天来的脚户多，“领驴子”的收入就相当可观。自从惠安堡盐民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和成立了国营盐场后，运盐的工具也由毛驴换成了汽车，“领驴子”的职业也就随之消失了。

　　三是，盐运道。历史上惠安堡盐湖产盐量一直很客观。销售地包括陕西、宁夏全境及甘肃东部，其运盐路线和里程，在《甘肃盐池志略》上都有记载，甘肃的静宁、庄浪、庆阳、泾川、环县等都是销售地。故事里的老汉走的肯定是一条成熟的盐运道。

　　“阜财”之上有“财神”

　　惠安堡镇内有一个破旧的门楼，现在成了危险建筑，行人车辆需绕道而行。说是门楼，其实用门洞更形象，因为看不出“楼”的痕迹。

　　门楼四周已是现代化的居民建筑，它如此残破，很是尴尬。只有露在外面的青砖，还在诉说着悠久的历史，它是惠安堡古城仅存的南门外敌楼门洞。一户在门楼边住了十几年的老人告诉我们，几年前门洞上还有楼台和一段相连的城墙，门洞上方还有一块碑，写有“阜财”二字。“阜财”，我们猜测因该是财富殷盛之义。当地一位学者告诉我们，“阜财”的含义丰富。故古人将城池的南门命名为“阜财门”，赋予了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无怨无愤、天下太平的美好寓意。所以“阜财”命名，必为南门。

　　另外南门为“阜财”，还与惠安堡的盐业有关，暗合“五行相生”。五行之中，北方为“水”，东方为“木”，南方为“火”，中央为“土”，西方为“金”。惠安堡之土地产盐，而盐业是古代国家经济之重。按“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循环相生原理，将南门命名“阜财”，以南方之火生中央之土，中央之土生西方之金(暗合惠安堡盐池在城的西面)。土里能生盐，盐能换来金钱，经济当然就发达昌盛了。

　　在当地百姓口中，门洞被更多地称为“财神庙”，因为门洞之上原有一座财神庙。1936年6月，国民党盐池县政府就设在财神庙内。当时红军西征解放了盐池县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但惠安堡、萌城一带没有解放，仍为国民党统治。马鸿逵在这一带又设立了一个“盐池县”，在财神庙内办公，与苏维埃盐池县政府对峙。这样就有了两个“盐池县”，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盐池县，一个国民党统治的白色盐池县。群众称之为“一个是红区，一个是白区”。

　　门洞虽然残破，但主体还被保留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没人愿意拆财神庙，觉得不吉利，破了财气。所以，门洞就这样一直矗立着。

　　因盐而起的商校

　　惠安堡地处交通要冲，加之盐业兴盛，自古就商业繁荣。

　　明朝宁夏商业发达，但外籍盐商的子女在原籍读书，家中无人约束，多数散漫，随家人来宁夏后，不能考试上学，加之思念故里，盐商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时间长了，必然不利于朝廷税收的稳定，继而影响到盐粮和军饷。对于这些盐商，张九德“以羁商之术，辟造士之门；还以怜才之法，广招商之路”。为笼络盐商，张九德奏请朝廷设商学。天启元年（1621年），张九德在惠安堡奏设了宁夏商学，专门为外籍盐商子弟办学，当时惠安堡是灵州盐课司所在地。商校的课程除了儒学的一般课程外，还开设珠算和商业知识，该商校停办于乾隆四十三年（1779年），办学持续了150多年。

　　当时，张九德刚上任河东兵备同时兼任灵州学政，在治理黄河水害、保护新建灵武城安全、宁夏教育事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当时，宁夏“镇临极边，武备盛而文事寡”，张九德“辑学政，月有课，岁有较，朔望莅黉宫，讲业论道”。(记者 邱青春 倪会智 马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