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2004年，我应邀参加美国历史学年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的一个小组“近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War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History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并担任主持人。这个讨论小组的几篇论文，加上其他几篇，后来由韩子奇教授（Tze-ki Hon）及Robert Culp教授编辑成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一书，于2007年出版。当时承两位编者的好意，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以下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将英文的序扩大改写而成。

　　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如果以传统史学史的范围而论（指的是“历史着作的历史”），可能有人会觉得有意思的题目已经快被做完了，但是如果是通俗历史知识的世界及政治等意识的塑造，则可以探讨的题目还很不少。

　　将近二十年前，在一次从台北车站回到南港的计程车上，司机问起我的职业，我回答历史教授，于是我们讨论起一些历史事件来。在这次谈论中，我注意到他的历史知识与我相当不同。我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专业，他的历史知识最多来自戏台、讲古、谈天，甚至是从政见发表会中得来，两者不一定完全不同，但出入之处非常之多。而他对这些知识相当坚持，完全不理会我这个史学专业工作者的意见。这样的经验此后我还不断碰到过，它们提醒我，在专业史学之外，有一个常民的历史世界，其知识的来源与传播路径、其内容的多元性，乃至历史知识与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史学史的局限

　　因此，如果我们是想知道每一代的重要史家及其历史着作，或重要的历史思想、历史方法之发展，则目前“史学史”方面的着作便足以承担了。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的是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历史意识的形成，则目前史学史方面的着作显然有很大的局限。常民有他们的历史世界，一样侃侃而谈历史，而其知识来源往往不是出自史学史中常见的历史着作。当他们与历史学家辩论时，也不轻易退让，令人觉得历史记忆的世界似乎并没有最高仲裁者。

　　以近世中国为例，一般人的历史意识之形成，或历史知识的生产机制，是一个尚未被充份探讨的领域，已有的一些零星研究也还未被整合起来。大体而言，在近世中国，历史着作、戏剧、小说、口传、闲谈、谣言、虚构，以及晚清以来各种传播媒体，都是形塑一代历史意识的重要媒介。史学史中所讨论的重要历史着作与常民的历史意识并非全然无关，但是即使有影响，也是透过好几层的改写才发生的。[1]

　　因为我们考虑的不是历史着作史，而是常民的历史知识的历史，则传播管道便有强势、弱势之分。通常，强势管道中所流通的并不是带有原创性的历史研究，而是通俗的历史着作，晚清以后，则影响最大的是历史教科书。至于严肃的历史着作，反而只在特定阶层中传播。

　　二、多层次的历史知识来源

　　如果我们限缩注意的范围，观察近世中国的识字阶层在培育过程中接触到的历史着作，便可以发现大致有四个层次的历史知识。

　　明清两代，历史读物可以分为四种层次。影响常民最大的是第一层次，包括口传、歌谣、戏曲、小说等；第二层次则是一大批蒙学读物，如《三字经》、《幼学琼林》、《韵史》等，[2] 或是一大批节本、选本、摘抄本、类编本、重撰本。根据近人的研究，着录在《四库全书》中的各种节本、选本、摘抄本等形式的历史读物，大多来自地方，足见其在民间散布之广。[3]

　　第三层次的历史读物中，明代影响力最大的是一批以纲目体写成的通俗史书，如王凤洲的《历朝纲监汇纂》，袁了凡的《历史纲监补》，顾锡畴的《纲鉴正史约》等，他们都不是严格的史学家，其中尤以袁了凡的书最为流行。后人遂以袁书为主，兼采王、顾等书之内容，合称《王凤洲袁了凡合编纲监》（《纲监合编》），是晚明以来最流行的一种史书。

　　清代吴乘权等人则纂有《纲监易知录》（1711），是清代流传最广的一部通俗史书，一般士子多自此书得到基本的历史知识。[4] 清代官方则编了另一部流传极广的《御批通监辑览》，它是以明代正德年间李东阳所主编之《通监纂要》为基础，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编成，科考中以其观点与说法为准据。此书在清代流行广泛，与《纲监易知录》并行。[5]

　　第四个层次的历史着作：以清代书院中所见之历史读物而言，由于书院有水准高低的层次之分，比较下层的书院以基础教学为主，比较高层的以高等教育为主，二者规定阅读的历史读物也有很大的差别。在比较高等的书院中，则有历代正史、《国语》、《战国策》、《资治通监》、《通监纪事本末》、《御批通监辑览》、《通监纲目三编》、《续资治通监》、《明史纪事本末》、《三通》等书。

　　以上的分疏只是为了讨论方便，各层次的史籍之间往往流动、混合、且同时对一个人产生影响。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在近代中国“教科书”尚未出现以前，上述几个层次的东西都扮演了类似教科书的角色，不过这些书基本上是任人选择，并无强制性及划一性。

　　一位作者怎样编写他的历史，或一个政权如何编纂官方历史，都隐喻着理想上希望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与国家。以前面已经提到的《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为例，如果我们广泛查阅清代各种日记或传记中的阅读材料，就会发现这是清代中期以后影响士人世界最深的史书之一。这部大书的御批部份当然不是乾隆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不过他自己亲撰或臣下撰成经他同意录入的部份也达十之七、八。我们可以设想它大体上反映了乾隆的想法，也反映了他希望这个国家应该如何运作、臣民应该如何作为等等深刻复杂的问题。此处仅举一例，即弥漫在书中的“皇帝作为唯一自由意志”式的历史观。这种唯一自由意志式的史观主张，皇帝的意志是唯一且高于一切──包括国家、政府、道德、公共意志等，任何行动的最终正确与否，决定于它是否由皇帝发动，或是否符合皇帝的意思。即使是对的事情，也要在考虑它们与皇帝的关系之后，才能决定其对错。以《御批》中所述陈玄礼等在马嵬坡斩杨贵妃一事为例，历史上的读者对这件事的感觉大多是正面的，甚至觉得大快人心。乾隆的《御批》中却说，玄宗当时仍然是皇帝，陈玄礼等人所做的事即使是对的，但因为是对皇帝个人的胁迫与羞辱，所以仍然应该被谴责。再以明英宗被瓦喇俘虏，大臣于谦等拥立景帝一事为例，乾隆的《御批》也很值得玩味：因为英宗仍然是皇帝，，所以在他未死之前擅自拥立景帝，是绝大的错误。

　　《御批》中还有一个核心观念：不容许独立于朝廷之外的、任何形式的集合势力，即使其宗旨是符合道德礼法正面价值的也一样。譬如，《御批》对一般人所称道的东林、复社，即持最严厉的批判态度。可见《御批》所反映的，乃是皇帝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样态。透过这样的历史书写，它提示了皇帝与臣民应有的行为方式，并表达了它所希望塑造的帝国臣民性格及政治意识型态。

　　三、历史教科书的出现

　　与前述各种层次的历史着作相比，近代教科书的出现仍然是一件大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廷受西方的冲击，开始模仿西方现代国家的种种举措，其中设立全国性学校系统，课程一致化，及编订教科书都是重要的环节。各级学校有一定的课程（课程标准，课程大纲）、上课时数、学期、年限，使得学习趋于一致化，而且上课采用同质化甚强的教科书。由于教科书是一种新东西，当新学制成立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没有足够可用的教科书，所以当时大量从日本翻译各种教科书。晚清经学家皮锡瑞曾经大骂当时的教科书毒害青年人，由他的不满可以看出，当时教科书影响之大，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教科书品质之良莠不齐。

　　虽然一开始并没有部编本的教科书，而是采用审定的一纲多本，但是因为编辑、供应教科书之出版商有限，所以全国只流通少数几种教科书，使得原先在科举时代松散且带有极大个人色彩的读本，逐渐趋于同质化。以历史教学而言，也使历史知识同质化。

　　另一方面，在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也透过一些机制进入教育的领域，开始要规范（discipline）知识。“审定”教科书便是国家支配知识的一个介面，国家的意识型态与历史知识的教授在此得以连接。

　　审定教科书的制度逐步形成于1900年代。在1900年之后，新学校系统建立了，但是同一学科的教科书五花八门，紊乱不堪。为了整齐教科书水准， 清廷于1903年颁布学制（癸卯学制），并在统一的学制下，设立编纂教科书的机构，以求教科书统一化、规范化。清廷原先希望采用部编教材与审定民间教材并行的方式，等时机成熟后，再以官版教科书全面取代民间教材。但是官方编书缓不济急，1906年，学部首次发文各省，要求各省督抚晓谕官商人等，“如有家藏或市肆售编教科等书，一并邮寄本部，俟审定后，再颁发各省，以归画一”，违者查办。而且将审定意见和评语公布在《学部官报》上。这项审定工作相当有效率。1908年浙江出版何琪所编《初等女子小学国文》，因有“平等”字样而遭查禁。同年，文明书局出版麦鼎华译自日本的《中等伦理学》，因蔡元培的序文“犹（尤？）多荒谬”，也遭到查禁。1910年，直隶总督陈夔龙更下令审定教科书之标准是巩固三纲五常，一旦发现“蔑视礼教，倡言平等，鼓吹自由结婚”，一律查禁。[6]

　　我们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国家不干涉知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乾隆朝大规模禁书的过程中，许多不合规定的书被查禁了。不过，那些书并不是教科书；同时，它们是在流通之后被发觉有问题才遭到查禁，与“审定”制度之先行查阅有所不同。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夸张“审定”的效力，事实上模糊地带很多，教科书作者、出版商与审定机构捉迷藏的例子时有所见。

　　如果看商务印书馆庄俞的〈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一文，便知从二十世纪一开始，政府每次颁布新章程、新命令，教科书的出版商往往得迅速作出相应的改变，否则不容易在市场生存。从1905～1931年，短短二十六年之间，便有十五次的改变。

　　这些改变出现两个趋势，第一是由松散的、在地的，甚至个人化的历史教材，转向少数几种教科书之垄断。第二是随着政府对意识型态的关注，教科书中所传达的历史意识越来越统一，与官方意识型态不合者每有遭到淘汰之危险。尤其是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基础检定教科书，是教科书内容一致化的第一次高峰。

　　此处我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审定”制度如何与政治现状的改变密切呼应，并深刻影响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我所要举的例子是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教科书市场也跟着发生变化。随着革命的成功，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过去那些最占势力的教科书马上不能使用：一种是清政府学部所颁行的教科书，另一种则是长期垄断市场的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在心态上倾向戊戌维新，不曾料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可能成功，或这么快成功，所以商务的教科书基本上一直维持原状。但当时在商务工作的陆费逵则与张元济不同。

　　陆费逵在清末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所以在他的认识中，革命很快会成功，一旦革命成功，以共和政体为内容的教科书将炙手可热。陆费逵从1908年起在商务工作，同时也与二、三个同志趁夜间工作，筹备另一套以民主共和为宗旨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