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城市”是在何时何地呢？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已有答案说是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前的城头山（今湖南沣县），且举出“城头山古城遗址”为证。据查“城头山”是当地老乡的口头称呼；“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其正式名称；而“城头山古城”，多半是基于其考古发掘得名而旨在重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该遗址已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还被写进了教科书。纵然如此，对于“中国最早的城市”这一冠名，仍在被别的古文化遗址抢认。二○一○年五月七日《开封日报》所载刘静沙《谁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一文，就将“中国最早城市”授名于“邺城遗址”（今河北临漳县）。不仅如此，竞相自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者，还有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陕西省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遗址等好几处。

    看来是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何处是“中国最早的城市”之争，只好凭靠考古发掘所显露的历史建筑遗存，并且依据何谓“城市”而解释之判定之。可见城市中的历史建筑遗存是相关历史记忆的最重要的标识，也是一座城市的历史身份的有力论据。本期文摘以南京、重庆两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例，通过它们的历史建筑遗存，来重温一下这两座城市的文化历史记忆。

    南京是国务院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批准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相关文件中的简介称南京“为东吴、东晋、南朝、明朝等建都的历史名城”，“文物古迹很多，有石头城、南朝陵墓、石刻和明孝陵、明故宫遗址、太平天国天王府、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处、中山陵等”。其后四年多，重庆被国务院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批准列入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其相关文件中的简介称“战国时候，重庆为巴国国都，称江州。其后两千多年一直为重要的城市，留下的文物古迹有巴蔓子墓、船棺、岩墓、汉阙等。在近代史上，重庆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存有曾家岩、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新华日报社旧址及白公馆烈士牺牲纪念地等”。在这两个简介所列举的历史建筑中，古代的和近代的皆有，可见其对于南京、重庆被定位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南京号称“六朝古都”，重庆现有“巴渝古城”之说。但回看两城市获选进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来二十多年间“旧貌变新颜”的历程，南京还有多少能保留古都型名城（以都城时代的历史遗存物、古都的风貌为特点）的本钱呢？“六朝金粉地”的秦淮河畔老城南一带金陵古城仅剩不到一百万平方米（不及50平方公里老城总面积的2%）。重庆主城区的巴渝古迹屈指还有多少可数呢？其母城渝中区更是仅存湖广会馆及东水门、通远门旧城垣等几处古建筑（上面简介中所说重庆的巴蔓子墓实为一九二二年重建，船棺、岩墓、汉阙在重庆主城区内已极难寻觅）。可以说两市主城区的古城整体历史面貌今已不在。不唯如此，二○○九年六月十日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揭晓，南京重庆均名落孙山。所谓古都南京、古城重庆的历史记忆，已经很难找到足够的古建筑来对应支撑（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在2010年6月12日被授牌成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之一，但仍如“万绿丛中一点红”似的“万洋楼中一点‘古’”）。

    好在南京、重庆两城市，尚有多少不等的近代建筑遗存，特别是有民国时期的建筑遗存。南京曾是中华民国的首都，重庆曾是对抗日本侵略的中华民国战时首都。传统古建筑既变得稀少，那么两城市的近代建筑遗存对其赖以维系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则可谓“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纪念）意义”，何况重庆可以说是近现代史迹型（反映历史上某一事件或某个阶段的建筑物或建筑群为其显著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刘豫川主编《重庆文物总目》一书，所列342处重庆主城区历史建筑中有210处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对于南京的近代建筑遗存，上述简介中指名列举者有三：“太平天国天王府、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处、中山陵”。所谓太平天国天王府，其遗址与后来的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处属于同一所在地，即现今所谓总统府旧址——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后九十来天里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府和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前近一年间蒋介石、李宗仁的总统府旧址。这个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近代建筑群，位于六朝宫城遗址的最核心部分；现在因总统府之名而牵引出的历史记忆虽然以民国为先，但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对其命名却并非“总统府”，而是“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其意则在唤起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定都南京的历史记忆。实际上太平天国天王府这座“天朝宫殿”（此系太平天国的自称；清廷则将之贬称为“天王府”），早在一八六四年就因清军炮火而“化作荒庄野鸽飞”（清何绍基诗），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二年其废墟上所重建的是清朝两江总督署。而总统府旧址的现名，则是凸显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起点和终点，唤起对民国南京较为清晰的历史记忆，但却难以尽涵晚清南京的历史记忆，因该建筑群实体的基本格局形成于晚清（2003年截止，总统府建筑群尚存民国以前的近代建筑面积26156平方米），民国时期的新建或改建只是局部（国民政府门楼、国民政府大礼堂、行政院北楼和南楼、子超楼等）；并且从建筑风格来看该建筑群，在民国以前既有古色古香的园林建筑，有大堂、二堂、厢房、马厩及熙园等，也出现了仿法国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建成后一年多而成为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处的西花厅。

    “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总统府旧址”两者从某种意义上系出于时局亟须而命名，倒是“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的现名能兼顾两者，且能涵括那些与天朝宫殿建成前及其被毁后的“清两江总督署”相关的记忆（特别是从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诸位名总督），从而具显百年近代史的连续性和多样性。

    至于一九三一年底方告完工的中山陵这个被建筑学界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创造的不朽杰作”（刘先觉、张复合、村松伸、寺原让治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其建筑群实体与所唤起的历史记忆之间，则能较好地对位。从南京城市建设史看，中山陵的影响也非常大。为迎接孙中山灵榇奉安中山陵而开辟的似Z形中山大道（12公里长）及其多年的修建，引发了明太祖朱元璋以后南京城又一次大扩建，使其城市格局改观和城市新主轴线形成，以至该大道至今所集聚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总统府、民国政府各机关等重要近代建筑及名人故居等遗存尚有近两百处，漫步其间，或多或少可感受民国时期的岁月。

    对于重庆的近代建筑遗存，上述简介中指名列举者有四：“曾家岩、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新华日报社旧址及白公馆烈士牺牲纪念地等”。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早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就有，包括红岩村十三号和曾家岩五十号两处；四十年后的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新添中共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驻地旧址、《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两处，也归入其名下。这四者所唤起的首先都是与中共党史相关的红色记忆。其实它早先的身份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蒋介石决定弃守武汉之后，中共迁渝人员在重庆市内机房街七十号所设立的“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其前身则为“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再前身则为南京沦陷前的“第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但三个星期后的九月十二日就按战时序列，将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该办事处一九三九年秋迁往红岩嘴（今谓红岩村）时，这一名称就被浓墨重笔横书于该办事处木质院门之上，至今犹然。中国共产党在对日抗战期间使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这一名称，其意义正如该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当时头戴与其他集团军总司令有相同帽徽的军帽一样，是信守第二次国共合作并顾全这个大局的表现。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设立于该办事处内而不对外公开，曾家岩五十号被称为“周公馆”，皖南事变时刊登周恩来题词表示抗议的《新华日报》在日寇投降前的文字总量中仍然以宣传抗战为基调（包括登载并肯定蒋介石等的抗日言论和事迹），其理亦然。

    在重庆的近代建筑遗存中，最能牵动重大历史记忆者还有解放碑。现今的解放碑，是一九五○年十月一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所题“人民解放纪念碑”的口头缩略语。查其前身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举行揭幕典礼的八面塔形建筑“抗战胜利纪功碑”（此本初碑名由时任重庆市长张笃伦题写），而该纪功碑的前身则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竣工的“精神堡垒”（重庆版《新华日报》1941年12月28日）这个木结构四方形炮楼式建筑。这两个前身也都直接紧密地联系着陪都重庆的重大历史记忆。“精神堡垒”落成的当年，正是日机对重庆大轰炸的最密集年头（且因之发生过数千平民窒息死亡的六五隧道大惨案），该建筑可谓显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敌忾愈强，信心愈固”而抗战到底的精神；纪功碑就旨在纪念和传承这种民族精神。三年的纪功碑史和近六十年的解放碑史联系起来，则可发现该碑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唯一性：它既是全中国对日抗战胜利的唯一纪念碑，也是全中国人民解放的唯一纪念碑。如果考虑到抗日战争是一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中唯一赢得完全胜利之战（虽有“惨胜”之说，但也证明了人类历史上善与恶搏斗的过程与结果），而且这一胜利包含着国共合作对日抗战的巨大贡献在内，那就可以说其重大历史价值正好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交相辉映。该碑既是重庆的，也是中国的，而且还是中国抗日战争所具世界性的象征，因重庆是当时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齐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名城之一。

    （摘编自《悦读》第32卷，原题为《关于历史记忆与城市历史建筑遗存的命名》，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