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京汉：创建东亚共同历史记忆之路径

作者： 文章来源：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季刊）2015年第3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年08月05日

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东亚国家对于历史阐述以及历史解析的对立与争议由来已久，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纷争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地域性范围，转而成为国际性的争议，甚至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恶化的境地，这对于三个国家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从历史研究者、历史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观察东亚三国间的历史争端，它已远远超越了建立在具体研究之上所阐述的“历史”本身，成为某种被人为不断强调的“集团性历史记忆”；特别是近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出于政治意图的考虑，过分强调国家或民族整体性，制造各种集团性的记忆或者刻意强调某段历史。因此，近来持续升级的东亚历史矛盾，与其说是学术领域的争议，不如说是国家权力或者国家权力巨大影响力背后的普通大众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义的理念，又对这种国家权力给予凸显与深化。为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密切联系的东亚三国实现和平共荣的目标，构建所需的历史记忆，摸索创建理想历史记忆的途径，各国均需要从东亚历史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研究历史，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正视和解决在排他性、否定意义的历史记忆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近现代东亚历史与“狭隘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如果要寻找一个贯穿东亚三国近现代历史的共同主旨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则是首选。尽管学术界对此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东亚三国都曾在经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之后开港(开国)，并以此作为近代的起始点。之后，号召民族独立及自强的抵抗性民族主义作为开港后的统一目标，一直贯穿于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不可否认，在开港后的近代化发展历程中，日本走在了中、韩两国的前面；但遗憾的是，日本在经历了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的反抗运动后径直踏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开始对外扩张。由此也可以说，日本的对外扩张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即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具有另外一种指向性的民族主义。

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中诞生的东亚三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附加为自身民族生存进行反抗和斗争的强烈排他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尽管东亚三国的民族主义都源于对西方列强的反抗，但这种共同基础并不牢固，一开始就隐藏着相互对立的结构性缺陷。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开始对外扩张，并强行侵占琉球，使得 1870年前后的东亚三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局面正式显露。

此后，深陷“膨胀的民族主义”的日本转而向朝鲜半岛进攻，与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中国清王朝呈现正面对立之势；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正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华体制）与日本帝国主义海外侵略猛烈撞击的结果。之后，进一步扩张的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海外侵略包括对朝鲜半岛的强制合并（1910年），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以及傀儡政权“满洲国”的建立（1931—1932年），对中国关内地区的战争挑衅（1937年）以及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东南亚地区、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扩大（1941年），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亚所有地区都深陷战争泥潭。战争不仅给侵略受害国的韩国、中国带来悲惨的结果，对于战争发起国的日本也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东亚所有国家都饱受世界性战争灾难的折磨，不堪回首。

尽管东亚三国民族主义间的冲突造就了充满否定意义的历史记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东亚三国间也在相互合作与连带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在共同面临西方列强侵略东亚的危机时期，相互连带的三国曾提倡亚洲主义——1870年代末开始，在日本兴起的早期亚洲主义源于日本领导亚洲的主张，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是拥有共同文明的亚洲人共同抵抗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黄种人）侵略、守护亚洲、实现共同繁荣的主张，包括古典亚洲主义或者浪漫亚洲主义的主张；中国与韩国志士对于这种连带主张给予了声援与配合。

除了东亚三国之间的合作与连带外，共同面对日本侵略时中国与韩国志士间的合作与连带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段历史。1910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强制合并之后，次年便爆发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在此影响下，朝鲜半岛的仁人志士开始大规模流亡中国，并对中国的共和革命给予支持。1919年，以在中国流亡的韩人志士为中心，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韩国临时政府，中国革命家们对此也予以积极支持。1920年代，，大批韩人志士参与了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而中国方面也对韩国独立运动给予支持。“七七事变”爆发后，韩人志士们开始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超越了以自身为中心的狭隘民族主义，以互惠与合作为目标，开辟了“广泛民族主义”新天地。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后人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整体上来看，东亚近现代史既充斥着许多集矛盾、争端、战争为一体的否定意义的历史记忆，也包含着肯定意义的历史记忆，只不过后者并未很好地呈现出来。当强调个人自由的个人主义像尊重自己的自由那样尊重他人的自由、发展为成熟的个人主义时，纔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同理，当民族主义超越自我为中心或者排他性民族主义的阶段，尊重其他民族存在与自由时，纔能成为成熟的民族主义。重塑并强调成熟民族主义的历史记忆，应该成为东亚三国历史学者共同的关注。历史学者们在揭示和强调东亚三国民族主义之间对立、矛盾以及由此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和战争爆发的悲剧性后果等具有否定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同时，更应该努力揭示和强调东亚三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协力和连带,即“广泛的民族主义”。

二、东亚共同历史记忆的创建以及共同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由外交摩擦引起的历史争端时有发生，该历史争端是集团性历史记忆的产物；在集团性历史记忆的创建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历史教育了。这里所指的历史教育，不仅指的是学校开设的正规的历史教育课程，还包括舆论媒体、网络等信息在内的多种形式的非正式历史教育。但无论是正规的历史教育课程还是非正式的历史教育，国家权力对其都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力。

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争端从1965年韩日外交恢复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但近来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乃至成为国际性问题，直接导火索就是2001年日本出版了《新版历史教科书》，并且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审核通过。该教科书由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旗下的扶桑社出版，由此也可以推断该教科书是以自民党中部分右翼势力为首的极右政治集团、右翼舆论以及右翼历史学者们主张的集中体现。根据《新版历史教科书》，1910年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强制合并是“为了促进亚洲安全”，并且是“通过合法途径实现的”；对于中日战争期间最令人感到羞耻的抹杀人权的代表事例“从军慰安妇”的存在予以否认，并歪曲其性质。《新版历史教科书》是从将东亚三国推入悲惨战争深渊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编写的，未来日本“狭隘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可能性令人堪忧。

其后，中国、韩国与日本围绕这一问题的正式讨论也随之开始。2002年，在中国南京召开的“历史认识与东亚论坛”上，日本学者提出尝试在中国、韩国两国学者同意下由中日韩三国的历史研究者、历史教师以及部分市民团体共同参与编写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在2005—2006年两年间，中、韩、日三国共同出版了《 (开创未来的历史)》（在中国题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在日本题为《未来をひらく歴史: 东アジア３国の近现代史》）。这一统一的历史教科书有来自三个国家总计五十四位编者，历时三年，在大量会议和相互讨论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值得高兴的是，统一的历史教科书为解决三国历史争端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当然，围绕统一教科书的内容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特别是指责教科书对于现存的很多争端未能找到解决方法，而只是对其进行罗列。但不可否认，统一的历史教科书的出版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收获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2012年，韓國又正式出版了由韓、中、日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東亞歷史教科書《 (韓中日一起編寫的東亞近現代史)》（中國出版的題爲《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日本出版的題爲《新しい東アジアの近現代史》）。该教科书在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创建共同历史记忆、勾勒光明未来等方面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好评。《韩中日一起编写的东亚近现代史》与《开创未来的历史》相比，通过切实协调意见突破了原来的局限性，从国际关系和国际交流的角度很好地把握了东亚近现代史的整体脉络。虽然目前仅用做补充教材，在普及推广上受到局限，但是通过将其灵活运用于高中教学之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东亚三国的历史整体理解的觉悟。特别是与日本、中国一样，韩国也开始认识到本国历史研究以及历史教育中充斥着“狭隘民族主义”，因而，摒弃“狭隘民族主义”、走向“广泛的民族主义”的社会觉悟不断增强。这种觉悟意识的提高以及韩国高中2013年正式开设“东亚历史”的选修科目，都是这些变化的直接证据。未来高中东亚史科目如何克服“狭隘民族主义”，能够取得怎样的成果，成为韩国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三、国家权力与历史研究、历史教育

虽然东亚三国统一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实践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现实中的韩国历史教育却面临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执政者树立了所谓“国籍化历史教育”的历史教育目标——尽管具体的教育方向略有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复苏态势。这种回归保守的现象整体上看有很强的亲美乃至亲日倾向，具体来说就是主张对历史教科书特别是国史（即韩国史）科目进行国家编订。在经历了1980年以后政治民主化的急速发展，由国家编订教科书制度改为审核认定制度后，又重新恢复为国家编订制度，这引起了整个历史学界强烈的反对。在韩国于2014年5月召开的全国历史研讨会上，“历史编纂与国家权力”也因此成为了研讨会的共同主题；当时参加历史学研讨会的大部分历史学相关学会均积极参与，还联合署名反对政府的历史教科书国家编订制度。

从严格意义上来看，现在日本、韩国实行的教科书审核认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对历史研究或者对历史编订的国家干涉。很多批评者认为，根据国家权力性质的不同可以很容易地对历史教科书内容进行修改，这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因为，时下日本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的问题，与日本政府拥有的审核认定权限不无关系，其危险性显而易见。由此可以推断，现在韩国政府推进的国史教科书国家编订制度的回归与日本相比潜藏着更大的危险性。国家编订教科书制度增大了国家权力左右历史阐述的内容或者方向的可能性。这样的话，“狭隘民族主义”借国家政策之名复活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极右的历史观念遭到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已充分表明了国家权力干预历史编订的危险性。安倍首相在不分轻重的“民粹主义”(Populism)裹挟下，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不仅常常发表否认“从军慰安妇”等日本战争罪行、歪曲侵略事实的言论，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了恢复“狭隘民族主义”的主张，其试图对作为战后日本政治改革后盾的“和平宪法”进行修改，重新开辟战争（海外派兵）之路的野心昭然天下。对此，最近包括日本历史学研究协会在内的很多学术团体和历史学者等都对安倍政权否认和歪曲战争罪行的行径予以批评，这与韩国历史学者对国家教科书国家编订制度的反对一样，无疑是维护“广泛民族主义”以及“东亚共同历史记忆”的勇敢行为。历史学者们抵制国家权力对历史研究及历史教育不当干涉的良心之举，必将成为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复苏的重要手段。

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东亚三国现行的历史教育或历史教科书编订中国家所起的作用，而是强调各国应根据自身国家具体的政治情况选择恰当的国家编订制度、审核认定制度或者自由选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家编订制度还是国家审核制度，都需要历史学者们对国家权力的作用积极自由地发表意见。这与健全的政治民主只有在民众积极参与的前提下纔能实现是一个道理。更进一步说，增进东亚三国历史学界之间的联系，乃至于与世界历史学界的联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围绕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议会的演讲，包括美国历史学者在内的国际历史学界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以此为契机，抵制“狭隘民族主义”的回归将是世界历史学者的共同目标。

[作者简介]裴京汉(Bae Kyounghan),1995年在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科毕业获博士学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1—2002年任韩国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现为新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史学科敎授、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兼任浙江大学近代中国与蒋介石硏究中心客座敎授；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硏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硏究》(合着)、《蒋介石硏究》、《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孙中山与韩国》、《汪精卫硏究: 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曲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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