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总编辑王跃春

十年前，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今天，这份以责任为灵魂、致力于记录时代进步的报纸，已经走过十年。值此新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凤凰网对话新京报总编辑、副社长王跃春。

“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这一带着“野心”的口号，今天尽管不再使用，但“责任”作为《新京报》的理念和价值观，延续了十年。

王跃春告诉凤凰网，从诞生之日起，《新京报》就在传统都市报与传统党报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沿用都市报的市场化道路，同时保留党报的严肃性，以评论、深度为旗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办报模式。

十年前，《新京报》提出目标，创办一份百年大报。王跃春说这一目标，至今未变，但它不是简单一个报纸坚持100年，而是一种理想，“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是《新京报》的终极理想，也是做新闻最大的价值所在。

今天，面对新媒体、自媒体的崛起，外界一片喧嚣。对此，王跃春保持冷静，她坚持认为内容产生影响力，《新京报》接下来的方向是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更多去提供观点和思想。

对话：陈芳

责任是新京报最为核心的东西

凤凰网资讯：我其实是新京报第一批读者，转眼《新京报》创刊已经10年，这十年，新京报的理念和价值观有没有变化？

王跃春：从理念和价值观层面来讲，我们十年没有变，就是品质与责任。最早提出，“负责报道一切”，这个口号是不得已停掉的，你怎么能报道一切呢？其实我们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作为新闻人，当然能报道的东西都去做，这肯定是一个新闻理想范畴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份新报纸的一种野心吧，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另外一个意思，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强调负责任地去报道一切。

“责任”二字，是《新京报》整个架构里最核心的东西，既是《新京报》的一种理念，也算《新京报》的一种企业文化。

凤凰网资讯：就我感觉，《新京报》在定位上，即面向全国还是面向北京，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有过摇摆。那《新京报》的定位究竟是什么？与北京其他都市报类报纸有什么不同？

王跃春：在呈现风格上会有一些变化，根据这个报纸的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至于《新京报》的定位，我们确实不愿意自己仅仅是一份北京的都市报。其实你去问《新京报》的读者，他们也觉得我们北京新闻做得不好，觉得你的特色不在这一块儿，你的特色在深度、评论，还有文化板块等等这些方面。

2005年，我们提出过一个口号“北京人的新闻主干道”，每年在改版的时候，我们都会讨论到一个问题，北京新闻怎么做？因为对我们内部来讲，绝大部分采编人员都是外地人，我们永远面临着报纸和人的本地化问题，虽然我们说自己不是北京的都市报，但还是面临一个扎根的问题，更何况北京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北京，她是中国的中心，甚至也是世界的某种中心。所以我们也会强调本地化。你说的那种摇摆，一方面源于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

但是我要有差异化，跟北京其他都市媒体形成差异。办报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差异化，如果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新京报在党报和都市报之间走出了第三条道路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从诞生起，是南都和光明日报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本身就代表着差异化，《新京报》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王跃春：我们有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定位，叫“新型时政类主流城市报”。我们办这个报纸，其实走的是第三条路，在传统党报和传统都市报之间的第三条路。我们吸取了传统都市报贴近性的风格以及市场化，并这个基础之上吸取了传统党报的更加严肃的新闻态度。

原来传统的都市报是不太做时政类新闻的，但是在《新京报》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时政新闻。2004年，刚创刊没几个月，我们就赶上全国两会，上来一天就是十个版，还不包括评论。我们将大量的会场外民生热点新闻带到会场上去，还有会上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以及采访，我们把它做成专题。当时这种两会报道模式，其他都市类媒体几乎没有，可以说是《新京报》开创了这样的报道风格，当然现在这种报道模式大家都在用。

我们内部把新闻分成时政新闻跟社会新闻，但在操作上我们强调是一样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新闻，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政新闻，任何社会新闻，最后都是需要有个时政的落点，任何的时政新闻和任何政策，背后都是有社会的需求和民生呼吁。所以我们的时政和社会完全是打通的。在做新闻的理念上，我觉得我们算是先行一步吧。

新京报的两面旗帜：评论与深度

凤凰网资讯：除了时政报道，新京报的评论版也是特色？

王跃春：对，没错。刚开始《新京报》的二版、三版就是评论，当时没有报纸把评论放在新闻前面来做的，现在几乎所有报纸都开始这么做。

最早创刊时，《新京报》的两面旗帜就是评论与深度报道。10年走过来，再回头去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新京报》在这10年，这10年也是互联网兴起的过程，作为一个报纸还能保持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评论与深度报道。在互联网时代，报纸要去生存，最主要就靠这两块儿东西，这是最核心的。我们还有专题策划能力，我叫杂志化操作。

我觉得在很快的时间里，就没有消息这个东西了。因为网络已经全部承载了，报纸没法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第一落点的新闻了，除非这个东西是独家的，但是很少。

凤凰网资讯：深度和评论是互联网没有办法取代的。

王跃春：对，所以我们讲四化，叫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包括视觉这一块儿，对图片的运用，图表的制作等，《新京报》是可以自豪的，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读图时代的到来。

凤凰网资讯：您刚刚说杂志化操作具体指什么？

王跃春：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报纸，我们有很多周刊，地球周刊，书评周刊，还有行业周刊，就是杂志化的一些操作。但我们是日报，在以每天的节奏给大家提供不同的杂志，我们杂志化操作，并不是说我延长操作周期，因为现在一个新闻事件出来，热度一般也就是三天，很快可能被另外一个事儿取代了，所以这个杂志化应该在三天之内。

比如山西爆炸案，如果可以做的话，我们会在一天时间内，做好两到三个版，甚至更多，包括事件调查，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一些延展性的东西。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调动很多人力。再比如之前的日本地震，一天我们就搞出十几个版。

相对于真正的杂志，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粗糙，但该有的内容，该有的深度，该有的广度，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全部可以呈现。这个可能是报纸优于网络的东西。相较于杂志，又有时间的优势，如果过了一个星期，如果还是这件东西，做得再精美，也没有意义了，毕竟是个新闻。

所以日报在这上面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因为我是24小时周期，一个事情如果有72个小时热度的话，我至少可以做两到三次。而且我有采访力量，我就可能做出独家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新闻的杂志化操作，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

凤凰网资讯：遇到这种大事，可以动用很多人，一天之内就出十几个版，《新京报》这种应急机制是如何保证的？

王跃春：我们就是靠后方的指挥，如果有一个大事情发生的话，看到什么样级别，如果是非常大的事儿的话，我可能就直接指挥了，可以把所有部门中层都叫来，每个部门负责做什么事情，就分派过去。如果是一般的事情，我们分管的副总编辑，甚至我们的中层，他就会形成这种操作模式。

绝对不会是一个事儿，我只交给一个记者去做就完了。

凤凰网资讯：您做了十几年报纸，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内部的压力，比如每年两会报道，怎么再做出新的东西？如何寻求突破？

王跃春：这确实是个问题，，很难去回答。你首先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少结果上就不会是一个重复。我们全国两会的报道，我每天其实也很头疼，到今年我已经作了10次全国两会了。确实是很烦，这个确实有时存在思维固化。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总有人有新鲜的思维，发动大家的一种积极性，创造力，超越自己，不要去重复，当然好的东西也不能丢了。这个问题肯定会有，放在哪个行业也是一样，新闻行业还算是好的了，因为新闻总是新的，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可能觉得很重复，一旦到了会上，出来的新闻还是有亮点的。

一定是内容产生影响力

凤凰网资讯：很多媒体在面对新媒体崛起的过程中，也在做出调整，比如财新网，网刊一体化，新京报在这方面会有调整吗？是继续内容上深耕还是尝试更多？

王跃春：我们现在也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手机、ipad、垂直类的APP产品，微信出来以后，又尝试做了很多垂直类的微信。我鼓励各个部门都去做，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

但是这个东西对整个报纸来讲，还是属于一个附属，指望它挣钱那是远远不能够的。

我觉得报纸的人去做网络，还是有很大的限制。《新京报》网做再好，能成为什么呢？我们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首先不可能再去做一个新闻门户，光靠《新京报》的内容承载一个网站，好像也不必要，因为你这些内容在其他网上也能看到，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新京报》网而不去跟其他网站合作，那会影响《新京报》的影响力，也会直接影响广告收入，这是一连串的问题。

不能为了平台放弃内容，一定是你的内容产生影响力。

凤凰网资讯：抛开其他原因，从技术革新带来的冲击，比如微博的直播，包括一些公民记者的出现，第一信息点纸媒很难第一时间拿到，需要做怎样的调整？

王跃春：在内容上进行调整，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还有更多去提供观点和思想，这是传统媒体最该做的事情。但事实上思想性和评论的空间比网络还小，从某种程度也遏制了你去发出更多思想性的声音。

陈永洲事件让新闻界蒙羞更担心借此打压媒体

凤凰网：最近《新快报》的陈永洲事件，媒体人都比较关注，外界争论也比较大，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王跃春：我们就此事发表了一篇评论，用了三个词：一是这件事情让整个新闻界感到蒙羞，第二个是不安，第三个就是尴尬。这三个词可以概括我对这件事情的感觉。

我相信这个事情决不是陈永洲一个人能干的。一个人收了钱，就可以在所供职的报纸上发20多篇批评一个企业的稿子，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哪一个单位也做不到。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背后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收钱报道的这些，是不是百分之百全部是事实？这些东西你没办法搞清了。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包括后来公安部都专门派人下去督办，已经是一种快速的结案陈词。

这个事儿就到此了结了，但对新闻界的伤害太大。当然我们自己开会的时候，也强调两个观点，一是我们很鄙视这种新闻人和这种报纸。第二个我也想呼吁一句，防止借这样的事情对媒体形成打压，压缩我们舆论监督正常的空间。我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会效仿，会拿这个事情来诋毁记者，或者让新闻界在这个事情上很尴尬。主管部门也会拿这样的事情来给正常的舆论监督设置更多的障碍，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儿。

舆论监督是媒体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这个职能没有的话，你要媒体干嘛？如果因此变成对媒体的打压，是非常糟糕的。更可怕的是，这个事情真相不清楚，社会上，包括企业、很多老百姓，会对整个新闻行业产生怀疑、不信任，甚至说更多的仇恨。

现在仇恨媒体记者已经不是少部分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事情之后只会更多，特别是一些被监督过的单位、企业，包括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在处理一些敏感新闻上其实比较有技巧的，这10年也摸索了不少经验，能不能分享下？怎么能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又能保证发出来？

王跃春：没啥技巧。其实在这方面所有媒体是公平的，你收到的通知是一模一样的，就看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执行。这算是一种考验吧，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图什么？我就是图把这个新闻做出来，让报纸好看，我有责任有义务去报道它，那这是媒体人的一种本能。

有些媒体可能就放弃了，选择非常听话地去执行，可能他的诉求不一样，可能是一种其他的考虑。在有些媒体，报社把关人和记者之间，可能考量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新京报》这点很好，大家考虑的东西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在把关的时候，也要掂量一下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不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或者说一份报纸的承受范围之内。

凤凰网资讯：你做媒体这么多年，有没有特别悲观的时候？怎么消解？

王跃春：这种状态肯定会有的。我觉得在中国做媒体最痛苦的是，不能用100%的精力去做新闻，尤其像我们到这个位置，我觉得70%以上的时间，不能用来只是考虑单纯去做好一个新闻。

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业往前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媒体水平真的不比美国那些差。但我们要应对这样的一种舆论环境与这种体制。其实基本的新闻理念操作或技巧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更何况中国现在真的是新闻富矿。美国有什么新闻呢？欧洲有什么新闻呢？但中国确实不一样，有太多可以做的东西，如果能有空间去做，真的能够做出很多改变社会、改变历史的一些东西。

凤凰网资讯：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空间。

王跃春：需要一个空间。现在我还是比较悲观的，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

凤凰网：10年前，《新京报》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百年大报，这个目标现在有没有改变？《新京报》一直以来的理想是什么？

王跃春：没改变，怎么改啊？还差得远，八九十年呢。但是在中国要办一个百年大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要走一条非常非常漫长的路。刚创刊的时候，我们提出“负责报道一切”一样，那时候有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这10年走下来，过程非常艰难，要活到100岁，《新京报》真的不容易。当然这10年媒体的形态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再过90年，会是什么样那不好说，那时候《新京报》还是不是以《新京报》报纸这个东西在存在，都很难说。

但是这个理想没变。其实这个理想并不是说我们报纸办到100年，它还是一个更加遥远一些，更加空灵一些的理想，就是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这是我们一个终极的新闻理想，也是做新闻最大的价值所在。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这10年也是这样做的。 

王跃春：努力这样做，尽量少说假话，尽量避免去发表虚假报道。这就是新闻理想了。

我看到有学者讲，在互联网时代，不要再谈新闻理想了。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如果没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现在确实是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相信讲真话、报道事实这样最基本的东西，再过几百年也不会变，还是会有这样的需求。这个事情谁来做？有微博、有自媒体，每个人都来发声，真的都有真相了吗？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一个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思想家更不可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一定是不同的。

当然不反对你用手上的移动终端去传播信息，但新闻还是另外一个概念，思想就更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个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我担忧的是这个，我感觉这个前途比较渺茫。往深里谈就是整个空间的问题。

凤凰网资讯：不少传统媒体人选择跳槽，或者转行。 

王跃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去互联网也挺正常的。但每个人去之前得想明白，你去那儿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原来传统媒体的积累在那里还有没有用武之地。选择离开也好，选择留在这里也好，就看你能多大程度上发挥你的价值，这是一个选择的基础。

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平台很重要。你所在的单位、包括你在这个单位所处的位置，两方面来构成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多是一个平台成就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去成就一个平台，一定是这样。所以对每个人来讲，自己想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当然将来不排除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平台，我也会离开，这个也很正常。

跳槽，如果还是新闻传播这个行当，也没什么。但现在很多新闻人不是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改行做其他的，实际上是脱离了新闻行业。从消极方面来看，如果更多人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话，说明这个行业没有出路，没有成长空间。从业人员干到一定程度，要么是觉得发展不下去，要么生存不下去，觉得路都被堵死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是比较可悲的东西。（朱诗琦对本文有贡献）

（版权归凤凰网资讯所有，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新京报十年”系列访谈：

深度张寒：专业精神和职业精神对记者很重要

书评主编：新京报书评尝试向全媒体转型

新京报经济版主编王海涛：挑战不只是来自于外部

新京报总编辑王跃春

十年前，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今天，这份以责任为灵魂、致力于记录时代进步的报纸，已经走过十年。值此新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凤凰网对话新京报总编辑、副社长王跃春。

“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这一带着“野心”的口号，今天尽管不再使用，但“责任”作为《新京报》的理念和价值观，延续了十年。

王跃春告诉凤凰网，从诞生之日起，《新京报》就在传统都市报与传统党报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沿用都市报的市场化道路，同时保留党报的严肃性，以评论、深度为旗帜，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办报模式。

十年前，《新京报》提出目标，创办一份百年大报。王跃春说这一目标，至今未变，但它不是简单一个报纸坚持100年，而是一种理想，“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是《新京报》的终极理想，也是做新闻最大的价值所在。

今天，面对新媒体、自媒体的崛起，外界一片喧嚣。对此，王跃春保持冷静，她坚持认为内容产生影响力，《新京报》接下来的方向是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更多去提供观点和思想。

对话：陈芳

责任是新京报最为核心的东西

凤凰网资讯：我其实是新京报第一批读者，转眼《新京报》创刊已经10年，这十年，新京报的理念和价值观有没有变化？

王跃春：从理念和价值观层面来讲，我们十年没有变，就是品质与责任。最早提出，“负责报道一切”，这个口号是不得已停掉的，你怎么能报道一切呢？其实我们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作为新闻人，当然能报道的东西都去做，这肯定是一个新闻理想范畴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份新报纸的一种野心吧，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另外一个意思，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强调负责任地去报道一切。

“责任”二字，是《新京报》整个架构里最核心的东西，既是《新京报》的一种理念，也算《新京报》的一种企业文化。

凤凰网资讯：就我感觉，《新京报》在定位上，即面向全国还是面向北京，中间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有过摇摆。那《新京报》的定位究竟是什么？与北京其他都市报类报纸有什么不同？

王跃春：在呈现风格上会有一些变化，根据这个报纸的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至于《新京报》的定位，我们确实不愿意自己仅仅是一份北京的都市报。其实你去问《新京报》的读者，他们也觉得我们北京新闻做得不好，觉得你的特色不在这一块儿，你的特色在深度、评论，还有文化板块等等这些方面。

2005年，我们提出过一个口号“北京人的新闻主干道”，每年在改版的时候，我们都会讨论到一个问题，北京新闻怎么做？因为对我们内部来讲，绝大部分采编人员都是外地人，我们永远面临着报纸和人的本地化问题，虽然我们说自己不是北京的都市报，但还是面临一个扎根的问题，更何况北京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北京，她是中国的中心，甚至也是世界的某种中心。所以我们也会强调本地化。你说的那种摇摆，一方面源于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

但是我要有差异化，跟北京其他都市媒体形成差异。办报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差异化，如果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新京报在党报和都市报之间走出了第三条道路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从诞生起，是南都和光明日报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本身就代表着差异化，《新京报》想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王跃春：我们有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定位，叫“新型时政类主流城市报”。我们办这个报纸，其实走的是第三条路，在传统党报和传统都市报之间的第三条路。我们吸取了传统都市报贴近性的风格以及市场化，并这个基础之上吸取了传统党报的更加严肃的新闻态度。

原来传统的都市报是不太做时政类新闻的，但是在《新京报》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时政新闻。2004年，刚创刊没几个月，我们就赶上全国两会，上来一天就是十个版，还不包括评论。我们将大量的会场外民生热点新闻带到会场上去，还有会上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以及采访，我们把它做成专题。当时这种两会报道模式，其他都市类媒体几乎没有，可以说是《新京报》开创了这样的报道风格，当然现在这种报道模式大家都在用。

我们内部把新闻分成时政新闻跟社会新闻，但在操作上我们强调是一样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新闻，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政新闻，任何社会新闻，最后都是需要有个时政的落点，任何的时政新闻和任何政策，背后都是有社会的需求和民生呼吁。所以我们的时政和社会完全是打通的。在做新闻的理念上，我觉得我们算是先行一步吧。

新京报的两面旗帜：评论与深度

凤凰网资讯：除了时政报道，新京报的评论版也是特色？

王跃春：对，没错。刚开始《新京报》的二版、三版就是评论，当时没有报纸把评论放在新闻前面来做的，现在几乎所有报纸都开始这么做。

最早创刊时，《新京报》的两面旗帜就是评论与深度报道。10年走过来，再回头去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新京报》在这10年，这10年也是互联网兴起的过程，作为一个报纸还能保持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评论与深度报道。在互联网时代，报纸要去生存，最主要就靠这两块儿东西，这是最核心的。我们还有专题策划能力，我叫杂志化操作。

我觉得在很快的时间里，就没有消息这个东西了。因为网络已经全部承载了，报纸没法将大部分时间放在第一落点的新闻了，除非这个东西是独家的，但是很少。

凤凰网资讯：深度和评论是互联网没有办法取代的。

王跃春：对，所以我们讲四化，叫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包括视觉这一块儿，对图片的运用，图表的制作等，《新京报》是可以自豪的，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读图时代的到来。

凤凰网资讯：您刚刚说杂志化操作具体指什么？

王跃春：举个例子，你看我们的报纸，我们有很多周刊，地球周刊，书评周刊，还有行业周刊，就是杂志化的一些操作。但我们是日报，在以每天的节奏给大家提供不同的杂志，我们杂志化操作，并不是说我延长操作周期，因为现在一个新闻事件出来，热度一般也就是三天，很快可能被另外一个事儿取代了，所以这个杂志化应该在三天之内。

比如山西爆炸案，如果可以做的话，我们会在一天时间内，做好两到三个版，甚至更多，包括事件调查，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一些延展性的东西。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调动很多人力。再比如之前的日本地震，一天我们就搞出十几个版。

相对于真正的杂志，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粗糙，但该有的内容，该有的深度，该有的广度，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全部可以呈现。这个可能是报纸优于网络的东西。相较于杂志，又有时间的优势，如果过了一个星期，如果还是这件东西，做得再精美，也没有意义了，毕竟是个新闻。

所以日报在这上面还是有很多的空间，因为我是24小时周期，一个事情如果有72个小时热度的话，我至少可以做两到三次。而且我有采访力量，我就可能做出独家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新闻的杂志化操作，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

凤凰网资讯：遇到这种大事，可以动用很多人，一天之内就出十几个版，《新京报》这种应急机制是如何保证的？

王跃春：我们就是靠后方的指挥，如果有一个大事情发生的话，看到什么样级别，如果是非常大的事儿的话，我可能就直接指挥了，可以把所有部门中层都叫来，每个部门负责做什么事情，就分派过去。如果是一般的事情，我们分管的副总编辑，甚至我们的中层，他就会形成这种操作模式。

绝对不会是一个事儿，我只交给一个记者去做就完了。

凤凰网资讯：您做了十几年报纸，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内部的压力，比如每年两会报道，怎么再做出新的东西？如何寻求突破？

王跃春：这确实是个问题，很难去回答。你首先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至少结果上就不会是一个重复。我们全国两会的报道，我每天其实也很头疼，到今年我已经作了10次全国两会了。确实是很烦，这个确实有时存在思维固化。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总有人有新鲜的思维，发动大家的一种积极性，创造力，超越自己，不要去重复，当然好的东西也不能丢了。这个问题肯定会有，放在哪个行业也是一样，新闻行业还算是好的了，因为新闻总是新的，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可能觉得很重复，一旦到了会上，出来的新闻还是有亮点的。

一定是内容产生影响力

凤凰网资讯：很多媒体在面对新媒体崛起的过程中，也在做出调整，比如财新网，网刊一体化，新京报在这方面会有调整吗？是继续内容上深耕还是尝试更多？

王跃春：我们现在也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手机、ipad、垂直类的APP产品，微信出来以后，又尝试做了很多垂直类的微信。我鼓励各个部门都去做，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

但是这个东西对整个报纸来讲，还是属于一个附属，指望它挣钱那是远远不能够的。

我觉得报纸的人去做网络，还是有很大的限制。《新京报》网做再好，能成为什么呢？我们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首先不可能再去做一个新闻门户，光靠《新京报》的内容承载一个网站，好像也不必要，因为你这些内容在其他网上也能看到，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了《新京报》网而不去跟其他网站合作，那会影响《新京报》的影响力，也会直接影响广告收入，这是一连串的问题。

不能为了平台放弃内容，一定是你的内容产生影响力。

凤凰网资讯：抛开其他原因，从技术革新带来的冲击，比如微博的直播，包括一些公民记者的出现，第一信息点纸媒很难第一时间拿到，需要做怎样的调整？

王跃春：在内容上进行调整，深度化、杂志化、视觉化、差异化，还有更多去提供观点和思想，这是传统媒体最该做的事情。但事实上思想性和评论的空间比网络还小，从某种程度也遏制了你去发出更多思想性的声音。

陈永洲事件让新闻界蒙羞更担心借此打压媒体

凤凰网：最近《新快报》的陈永洲事件，媒体人都比较关注，外界争论也比较大，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王跃春：我们就此事发表了一篇评论，用了三个词：一是这件事情让整个新闻界感到蒙羞，第二个是不安，第三个就是尴尬。这三个词可以概括我对这件事情的感觉。

我相信这个事情决不是陈永洲一个人能干的。一个人收了钱，就可以在所供职的报纸上发20多篇批评一个企业的稿子，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哪一个单位也做不到。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背后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收钱报道的这些，是不是百分之百全部是事实？这些东西你没办法搞清了。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包括后来公安部都专门派人下去督办，已经是一种快速的结案陈词。

这个事儿就到此了结了，但对新闻界的伤害太大。当然我们自己开会的时候，也强调两个观点，一是我们很鄙视这种新闻人和这种报纸。第二个我也想呼吁一句，防止借这样的事情对媒体形成打压，压缩我们舆论监督正常的空间。我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很多人会效仿，会拿这个事情来诋毁记者，或者让新闻界在这个事情上很尴尬。主管部门也会拿这样的事情来给正常的舆论监督设置更多的障碍，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儿。

舆论监督是媒体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这个职能没有的话，你要媒体干嘛？如果因此变成对媒体的打压，是非常糟糕的。更可怕的是，这个事情真相不清楚，社会上，包括企业、很多老百姓，会对整个新闻行业产生怀疑、不信任，甚至说更多的仇恨。

现在仇恨媒体记者已经不是少部分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事情之后只会更多，特别是一些被监督过的单位、企业，包括一些地方政府部门。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在处理一些敏感新闻上其实比较有技巧的，这10年也摸索了不少经验，能不能分享下？怎么能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又能保证发出来？

王跃春：没啥技巧。其实在这方面所有媒体是公平的，你收到的通知是一模一样的，就看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执行。这算是一种考验吧，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图什么？我就是图把这个新闻做出来，让报纸好看，我有责任有义务去报道它，那这是媒体人的一种本能。

有些媒体可能就放弃了，选择非常听话地去执行，可能他的诉求不一样，可能是一种其他的考虑。在有些媒体，报社把关人和记者之间，可能考量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新京报》这点很好，大家考虑的东西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在把关的时候，也要掂量一下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不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或者说一份报纸的承受范围之内。

凤凰网资讯：你做媒体这么多年，有没有特别悲观的时候？怎么消解？

王跃春：这种状态肯定会有的。我觉得在中国做媒体最痛苦的是，不能用100%的精力去做新闻，尤其像我们到这个位置，我觉得70%以上的时间，不能用来只是考虑单纯去做好一个新闻。

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业往前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媒体水平真的不比美国那些差。但我们要应对这样的一种舆论环境与这种体制。其实基本的新闻理念操作或技巧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更何况中国现在真的是新闻富矿。美国有什么新闻呢？欧洲有什么新闻呢？但中国确实不一样，有太多可以做的东西，如果能有空间去做，真的能够做出很多改变社会、改变历史的一些东西。

凤凰网资讯：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空间。

王跃春：需要一个空间。现在我还是比较悲观的，我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

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

凤凰网：10年前，《新京报》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百年大报，这个目标现在有没有改变？《新京报》一直以来的理想是什么？

王跃春：没改变，怎么改啊？还差得远，八九十年呢。但是在中国要办一个百年大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要走一条非常非常漫长的路。刚创刊的时候，我们提出“负责报道一切”一样，那时候有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这10年走下来，过程非常艰难，要活到100岁，《新京报》真的不容易。当然这10年媒体的形态已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再过90年，会是什么样那不好说，那时候《新京报》还是不是以《新京报》报纸这个东西在存在，都很难说。

但是这个理想没变。其实这个理想并不是说我们报纸办到100年，它还是一个更加遥远一些，更加空灵一些的理想，就是最大限度地讲真话，无限去逼近事实真相，这是我们一个终极的新闻理想，也是做新闻最大的价值所在。

凤凰网资讯：《新京报》这10年也是这样做的。 

王跃春：努力这样做，尽量少说假话，尽量避免去发表虚假报道。这就是新闻理想了。

我看到有学者讲，在互联网时代，不要再谈新闻理想了。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如果没有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现在确实是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相信讲真话、报道事实这样最基本的东西，再过几百年也不会变，还是会有这样的需求。这个事情谁来做？有微博、有自媒体，每个人都来发声，真的都有真相了吗？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一个社会，不可能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思想家更不可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一定是不同的。

当然不反对你用手上的移动终端去传播信息，但新闻还是另外一个概念，思想就更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个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我担忧的是这个，我感觉这个前途比较渺茫。往深里谈就是整个空间的问题。

凤凰网资讯：不少传统媒体人选择跳槽，或者转行。 

王跃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去互联网也挺正常的。但每个人去之前得想明白，你去那儿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原来传统媒体的积累在那里还有没有用武之地。选择离开也好，选择留在这里也好，就看你能多大程度上发挥你的价值，这是一个选择的基础。

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平台很重要。你所在的单位、包括你在这个单位所处的位置，两方面来构成这样的一个平台。更多是一个平台成就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去成就一个平台，一定是这样。所以对每个人来讲，自己想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当然将来不排除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平台，我也会离开，这个也很正常。

跳槽，如果还是新闻传播这个行当，也没什么。但现在很多新闻人不是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改行做其他的，实际上是脱离了新闻行业。从消极方面来看，如果更多人选择离开这个行业的话，说明这个行业没有出路，没有成长空间。从业人员干到一定程度，要么是觉得发展不下去，要么生存不下去，觉得路都被堵死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是比较可悲的东西。（朱诗琦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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