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叶扬：深圳历史文化的“守望者”

　　深圳博物馆古代馆的第一个展柜里，展出着42件咸头岭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资料图片）

　　咸头岭遗址出土的陶尊。

　　深圳博物馆馆长、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叶杨。（受访者供图）

　　屋背岭出土的商代玉玦。

　　咸头岭遗址出土的树皮布石拍，是世界最早的树皮布制作工具。

　　咸头岭遗址出土的商代鸡形提梁。壶。

　　1984年，深圳经济特区处于初创阶段，百业待兴，城市里充满了挖土机、混凝土搅拌机的声音。当时，深圳乃至全国大学生的数量都非常少。年轻的大学生们无论在哪里都是受人关注的“天之骄子”，毕业时，他们大多选择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创业。叶杨不同，他毅然决然，选择回到家乡广东工作，首选深圳。

　　这一年，叶杨22岁，正值青春年华，意气风发。

　　放下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带回的行李书籍，叶杨来到当时连馆舍都尚未建立起来的深圳博物馆工作。如今时光荏苒，他已经在这里默默坚守、辛勤耕耘了32个年头。

　　主持发掘“两大考古新发现” 深圳历史往前推进7000年

　　深圳，最初被许多人认为是“文化沙漠”，一座没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一夜城”。当年为改变大家这种看法，深圳一方面对全市文化设施进行规划，大力兴建了博物馆、图书馆等八大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在全市开展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探寻深圳的历史与文化之根。

　　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叶杨初来乍到，便全身心参与到全市文物普查和文物“四有”工作，以及考古发掘、整理和研究当中。

　　从1996年担任博物馆考古队长，到2004年考古队从博物馆独立，他实际上负责着深圳全市的考古发掘工作。在此期间，他主持发掘了数十处重要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并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考古》《考古学报》《文物》等全国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编《深圳7000年》等多本著作，基本理清了深圳7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和城市发展脉络，有力地驳斥了深圳“文化沙漠”论，在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深圳有两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能达到这一水平的城市在全国也不多见。它们都是叶杨负责主持发掘的。

　　一处是位于大鹏新区的咸头岭遗址，通过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叶杨在《浅析咸头岭遗址》一文中断定咸头岭遗址的年代距今6500年到7000年，并指出它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唯一一处可以较全面反映出当时文化面貌的彩陶前时期遗址。后来，北京大学与新西兰维卡托大学对该遗址的碳样标本进行了碳-14测年，测定结果显示最下文化层年代距今约7000年，与叶杨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他关于咸头岭遗址是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代表的观点，也得到越来越多考古学者的认同。该研究成果的意义不仅在于将深圳的人类文明史提前到7000年前，更重要的是证明了珠江文明与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发源地。另一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位于南山区的屋背岭商时期墓葬群。叶杨在该处遗址主持发掘清理商时期墓葬94座。这是迄今广东地区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他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刷新了人们对于珠三角及港澳地区本土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的认识，改变了大家对该区域史前、先秦时期聚落特点的认知，填补了该区域陶器编年的一段空白，建立起该区域商周考古研究的年代标尺。

　　对于深圳的其他遗址，叶杨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发表《广东深圳大梅沙遗址发掘简报》，指出了大梅沙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和青铜时代遗存的具体年代；发表《深圳南山向南村遗址的发掘》，使学界对珠三角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变这一阶段有了长足认识，填补了该区域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对南头古城遗址进行研究，将南头古城的历史追溯到公元265年，理清了深圳城市历史的发展脉络，“深圳城市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对具体遗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叶杨也对深圳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并将其与广东其他考古学文化进行对比。他发表《深圳新石器时代考古》，指出深圳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和影响，廓清了深圳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发表《论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区域文化》，提出了珠三角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分期的标准与方法，指出了考古学界关于“西樵山文化”命名的谬误，以及新石器时代广东地区的“土著”和“外来”两种文化遗存；发表《广东青铜时代三个基本问题》，指出了广东地区青铜时代的主要特征、社会性质和面貌等。

　　作为一名文博专家，叶杨不是单纯地对深圳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理论研究，而是力求使用通俗准确的语言、具象的文物展品，将深圳历史和城市文明呈现给公众，让市民观众了解、热爱这座城市。他主持建设了深圳博物馆新馆——历史民俗馆，推出《古代深圳》《近代深圳》等基本陈列，并牵头东莞、惠州、河源、汕尾等地博物馆举办了多个区域历史文化展览。

　　致力于深圳地方史研究 带领深博跻身全国一流

　　2004年，深圳将考古队从深圳博物馆独立出来，成立了单独的文物考古鉴定所，专门负责全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叶杨留在博物馆担任副馆长、馆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科研、展览、建设等工作，研究领域也从考古学转到了博物馆学和地方史。

　　叶杨立足岗位，将工作了数十年的深圳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仔细梳理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主编了《深圳博物馆》《与特区一起成长》等著作，发表《深圳历史文化与深圳博物馆的发展》《论深圳博物馆的建设》《深圳博物馆之路》等多篇论文，提出了诸多改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深圳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深圳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广东省最具创新力博物馆”等多个荣誉称号，在社会和业界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阵地，对深圳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和展示是深圳博物馆的一大特色。叶杨主持建设的《深圳改革开放史》陈列，系统展示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历程和伟大成就，成为展示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评为“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他主持编写的《宝安三十年史（1949-1979年）》填补了近代到当代宝安30年历史研究的空白，弥补了深圳地方史研究的最后一个缺环，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全书内容在《深圳商报》上连载。他组织深圳博物馆与市政协合作编写出版《百年沧桑深港轶事——深圳文史（第14辑）》，得到市主要领导的肯定和好评。深圳市委党校还聘任他为兼职研究员，参与《深圳精神》课题研究。

　　叶杨也对我国博物馆发展进行了研究，发表论文《中国博物馆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提出了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道路。他认为：创新和特色化是博物馆发展的出路，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对博物馆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储备着博物馆发展的巨大能量。

　　几十年不断“建馆” 默默守望本土历史

　　深圳博物馆收藏有许多动物标本，它们的保存和维护是叶杨如今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2013年，他主持开展《动物标本制作和保存的环保安全新材料研究》，被市相关部门列入深圳市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这是深圳博物馆首个获得经费支持的自然类科研项目，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研制的标本防霉剂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有望在博物馆领域大规模推广应用，现正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一直以来，叶杨都强调开放办馆。2010年担任馆长以后，他一方面推动深圳博物馆与市内外高校、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等，合作建立科研基地，开展课题研究，以此实现博物馆与相关单位的优势共享，合作共赢；另一方面坚持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最大程度地利用博物馆陈列展览、研究成果和人才队伍为社会服务。在他的主导下，深圳博物馆积极对市内外其他单位的展陈建设进行指导；组织编写教材、校本课程赴深圳大中小学校宣讲，开展历史文化和国情市情教育；不断提升“著名专家讲坛”、“历史小讲堂”、社区巡展宣讲等活动的广度和频次。深圳博物馆正在社会科普教育、提高市民素质、增强市民凝聚力方面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效益，在推动深圳建设文化强市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助推器”作用。

　　叶杨说他在深圳博物馆工作几十年一直都在“建馆”，现在他正负责主持多个馆址建设项目，包括改造深圳博物馆古代艺术馆，改造叶挺东江抗日游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筹备建设“国内一流”的自然博物馆，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合作建立深圳金融博物馆等等。累并快乐着，叶杨希望稳步完成这些场馆的改造和建设，使他热爱的深圳博物馆再上层楼，也推动深圳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塞林格在《麦田守望者》里说道：“我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数十年来，叶杨也是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守望”他的“博物馆事业”。在他看来，文化是通往过去和未来的时光隧道，他愿意在这条隧道里穿行摸索，不负光阴、才情，做一名深圳历史文化的见证者、守望者。（记者 聂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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