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野贞（1868-1935）是日本与伊东忠太齐名的建筑史学者。他在涉华建筑与实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驱，一生来华十余次。将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两人的建筑调查与研究对照着看，更富有意义：伊东重视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术与工艺的研究，擅长建筑史宏观建构；关野则侧重建筑与考古研究，尤其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建筑及其艺术做详实考证，以微观研究见长。可以说，两者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综合来看，则可得到较为客观全面的中国建筑的印象。
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从事日本及朝鲜的古建筑、古寺社调查或修复工作。关野与其东京大学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馆平子铎岭三人于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从而探明了中日韩三国在建筑及艺术上的部分渊源关系。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课题。

陕西鄜县石泓寺石窟菩萨像（1906年摄）
为弥补初次来华未能于山东境内考察之遗憾，1907年秋，关野贞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千里迢迢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品。此次考察后，关野贞发表《中国的陵墓》（1908）、《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1916）、《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
1913年对中朝边境考察之后，1918年初，关野贞又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对中国、印度及欧美古建筑及其保存情况进行调查。这次他经朝鲜陆路进入我国东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开封、巩县、洛阳、郑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历访济南、青州、青岛等地，从青岛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苏等地考察。此次在华考察长达7个月，大有收获，其中最得意的当属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为众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弃了当天离开的原定计划，在天龙山上住了一宿，翌日接着攀登观赏，并对大多数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摄，事后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国华》，1921）。他的这一所谓“发现”与伊东忠太十余年前找到云冈石窟一样，在学界亦引起不小轰动。也许正缘于此，日本至今仍流行着伊东忠太发现云冈石窟、关野贞发现天龙山石窟之说。其实，这些石窟遗迹并非什么隐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献多有记载，且当地也并非无人知晓，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国人踏访过，根本不存在发现之说。伊东、关野等人的这类探察活动，之所以被盛传或渲染，与近代日本日趋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不无关系。
从规模来看，天龙山石窟虽远不及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各时代的经典之作，故备受学界关注。继关野贞之后，又有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田中俊逸、常盘大定等学者，以及美术商山中定次郎等先后来此考察或拍摄。这一艺术宝库本应得到珍惜和妥善保护，然而，自关野贞“发现”之后，仅七八年时间，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佛像整体被盗，其惨状难以言表。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与跨国美术商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行为有直接关系。

山西云冈第二十窟大露佛 （20世纪20年代摄）
关野贞多次来华调查，不仅获得研究上极为重要的感性认识，而且于各地拍摄并制作了大量图片、拓本等，为此后的研究与著述奠定了基础。他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6册，附评解，1925-1931）以及遗稿《中国碑碣形式之变迁》（1935）等，即实地考察成果之体现。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图集可谓中国佛教建筑与佛教美术调查研究之集大成者，至今仍为学界推崇。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东亚考古学会（1927）和东方文化学院（1929）等涉华重要调查机构的设立，日本学界的对华考察步入频繁化、规模化、综合化阶段。从1930年开始，关野贞又先后六七次来华从事古迹调查或保存工作，地区多集中于东北以及热河，调查对象主要是辽金时期的建筑、陵墓以及热河古迹等。
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国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动协助伪满政府保护热河遗迹。关野贞、竹岛卓一等受日方委托，对热河进行了多次详细考察，后结晶为五卷本《热河》，除其中一卷为解说之外，其余四巨卷均是相关图集，收录图版300余张，600余幅。这是日本人最早对热河进行的全面系统考察，其图版资料等为日后热河遗迹的修复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对东北、华北等地的辽金时期建筑进行多次考察之后，关野贞与竹岛卓一又编辑出版了《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直到去世前一个月的1935年6月，关野贞还曾来华调查辽金建筑。关野贞在先后十余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并编辑了大量有影响的论著和图录资料集。图集除上述几种之外，还有与常盘大定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12辑，各辑均附解说，1939-1941）。遗憾的是，这套大型系列图集尚未完成，关野不幸病逝，编辑出版工作只好由常盘大定继续下去。关野贞生前有关中国的论考等，后汇编为《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由岩波书店出版。可以说，这部书是其在中国古建筑与美术研究方面所获成果之集大成者，与伊东忠太所著《中国建筑装饰》一起，一直被学界视为中国建筑与艺术研究领域的杰作。
常盘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学家，也是真宗大谷派高僧，曾任母校东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佛教史。生前来华七八次，其中，仅20世纪20年代就曾五次来华考察宗教文化遗迹，在佛教实证研究领域属先驱者。他第一次来华是1920年9月至翌年1月，考察路线为沈阳、北京、房山、大同、张家口、太原、洛阳、汉阳、宜昌、庐山、南京等，考察对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庙、道观等遗迹、遗物。事后出版了《访古贤之迹——中国佛迹踏查》（1921）。第二次时间在1921年9月至翌年2月。行程为青岛、济南、泰安、曲阜、兖州、济宁、北京、石家庄、郑州、开封、洛阳、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扬州、镇江、苏州等，回国后撰写出版了《续访古贤之迹》（原名为《中国佛教史迹》，1923）一书，其中还附带11幅地图，以及作者实地拍摄的112幅图片。第三次（1922年9—12月）和第五次（1928年12—翌年1月）主要是对南方各省的调查。包括上海、宁波、汉口、庐山、杭州以及广东、福建等省市。加上第四次（1924年冬）对大连、旅顺以及青岛、济南等地的考察，中国南北各地主要文化胜迹，尤其是佛教遗迹等，基本为其踏遍。常盘在踏访中，尤其注重对史迹的拍摄、拓制和记录，所作日记也一丝不苟，每次都留下数量可观的图文资料或日录。《中国佛教史迹踏查记》（1938）即其多次来华探访记录之汇总，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现状，尤其是佛教史迹或文物的难得文献。书中不仅资料丰富，记述详细，而且于踏查过程中的所得所感也时有披露，读来颇有趣味。
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多次考察的基础上，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作，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佛教史迹》，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儒、道等部分，扩充为十二卷本的《中国文化史迹》（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

山西五台山金阁寺大殿 （1925年摄）
这套十二卷本的《中国文化史迹》，自1939年5月开始，历经两年，才由法藏馆陆续出齐。此书分图录和解说两部分，图录采用大开本珂罗版印刷，散页蓝布帙装，限定四百七十套发行，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战争条件下，可谓豪华版了。每卷收录图版约百余张，全套图片两千多幅。解说独立成册，便于对照研究。这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建筑等文化史迹的大型著录，网罗了中国十余省区的文化胜迹，尤其是宗教建筑、石刻雕像等，堪称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一大图鉴。从取材范围之广、收录内容之丰富、附加解说之详细等方面看，可以说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无出其右者。当然，美中不足的是，内容排列显得凌乱，不够系统谨严，如山西大同之史迹，分别收录于第一和第八辑；河南省史迹分录于第二和第五辑；山东史迹，尤其是同一地区，如长清县史迹亦分散于第七和第十一辑，查阅起来确有不便之处。
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时期，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及其人民的野心，日本更需要了解这个国家，了解这个国土上的历史文化，《中国文化史迹》的出版正迎合了这一需求，故出版后反响强烈。出版方又及时筹划出版四卷作为其续辑。但随后出版的只是逸见梅荣与仲野半太郎合著的《满蒙的喇嘛教美术》（1943）。直到1975年《中国文化史迹》再版时，原定计划中的两卷本《满蒙文化史迹》才得以作为其增补出版，并改名为《东北篇》（岛田正郎与竹岛卓一合著）。
常盘与关野两人从未同伴来过中国，他们的实地考察都是分头进行的，但是从研究著述来看，两人合作可谓黄金搭档，因为建筑史迹研究本身需要多学科知识，尤其是美术、考古和宗教知识。关野侧重建筑与美术考古，常盘则侧重佛教及佛教为主的宗教史，两者互为补充。从两人合作的图集解说中也不难看出，关野多从艺术史角度，而常盘则多从宗教史立场出发，进行评说。这种基于各自专业而共同开展的著录及解说值得肯定。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学术研究亦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是伴随着考古等新发现，学界进步早已今非昔比。今天看来，这些著述或图录固然有时代局限，内容不乏疏漏甚或错讹之处，有的解说及观点也明显失实或欠妥。但若置身于当时的环境，又不得不承认其先导作用，尤其是在我国诸多学科发轫之际，这些海外学者的调查研究多有开创之功。因此，不应忽视越境学术调查与研究对我国学术发展的刺激和影响。当然，最值得强调的，还是那些实地考察所得的照片、拓本、手绘图等视觉资料。在经历了长期战乱及无数次动荡之后，本应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遗迹、文物等多遭破坏，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荡然无存。有鉴于此，这些视觉资料越发显得珍贵。
（本文摘自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王铁钧、孙娜等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