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谈论记忆，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了”。皮埃尔·诺拉此话印证了一个逻辑：事件或现象要先消失，才能进入人们的意识。但对台湾而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曾拥有记忆。别有用心的教化、无本之木的想象或者风掠过露珠的游走，不是记忆。我们既然还没有记忆，也就谈不上忘记。这未免显得尴尬，台湾，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都与我们血脉相连，犹如河水与河岸，花瓣与花蕊。对台湾的记忆空白，如同与手足在襁褓间就失散。

　　此书正是要对我们的记忆空白进行一次挑衅。作者上官乱用上百个故事告诉我们，大陆人关于台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记录如何成为可能。而我们，又如何在她用故事展开的邀请下，进入一条自己修筑的记忆之路。

　　从语言存在开始，故事就在被讲述，如果不是故事，文明早已消亡，就像没有空气人类无法存活。

　　可故事不是那么好降服的，它们就像伤心欲绝万念俱灰的情人，独自躲在暗夜小屋，既不发光，也不发热。但故事总有一天会被热爱它的人找到，并且击破其冰雪的外壳，释放其内在的火焰。

　　人们常认为，故事一旦发生就不可更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如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人物，被命运变成动物、植物、星星或石头，故事也一样，它被不同的讲述者变成各种形状。对一个故事而言，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本来是怎样的，而在于它是如何被讲出来的。这并不是说，讲故事的人可以无视历史或当下的真实，任意用自己的青铜来穿刺犹如敌人的素材，而是要强调，讲故事的人应该凭借自己的灵性，为听众唤出故事中最鲜活、最动人，甚至最令人痛苦的部分。

　　关于台湾故事的讲述，作者干得不坏。她像个勤奋的织妇，将历史丝线理入残机，竟成锦绣匹段；又像个谦虚的土地测绘员，用眼睛与双脚丈量繁华都市与清平小镇，并且立下界石；更像一个行乞的上古采风之官，从活生生的台湾人身上，通过观察与倾听、问询与采访，乞得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当下的感知。

　　她写华西街神秘而传统的私娼寮，也写文萌楼那些站在悬崖边永不妥协的公娼们；写政权如流水更替的新北，在那里，各种族与移民犹如秋叶飞落大地；写南投县缅北孤军居留的“云南飞地”，在那里，人们“烧死地上的虫哟，烧去心中的苦”；写绿岛的白色恐怖与蓝色孤独，更写先后为日军、国军、共军、美军作战的台籍士兵，他们被抛入历史，彷徨于无地。

　　持平而论，此书也有缺陷。作者的历史知识不够饱满，因此往往缺少历史学的想象力。比如书中提及妈祖庙借贷活动，颇觉新奇，却不知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本就密切。据美国学者杨联陞考证，国史上有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分别起源于佛教寺院。这就是当铺、合会（民间信用互助）、拍卖以及出售彩券。佛教寺院拥有并经营当铺可远溯到5世纪；合会至迟到唐代就和寺院密不可分；圆寂僧侣的私物在唐、宋、元各朝已在寺院中拍卖；元朝时代寺院也已发行彩券来筹取基金。

　　在把握历史脉络上，作者也有些力不从心，以致全书结构略显松散，单看是漂亮手指，合什却不能形成手掌。历史叙事与讲历史故事似同而实异，前者不仅需要与后者相同的行云流水的叙事本领，更注重综合与分析，自过往废墟中重建历史大厦。单纯的历史故事仍可能迷人，但易流于碎片化，因此缺乏力量。

　　我既应承作序，行文及此，只能勉力勾勒出眼中台湾四百年之历史图景，以报作者与读者。

　　在清以前，台湾并未正式列入中国行政区划。元代始在澎湖列岛设巡检司，明代沿袭元制，但台湾岛始终未入版图。1624年荷兰人入侵，稍后西班牙人也来了，南北对峙。1642年荷兰人打跑西班牙人，20年后又被海商或海盗头子郑成功打跑。郑成功出生在日本，是中日混血儿，很难说是汉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打台湾，主要受清廷迁界令逼迫，另外也出于海商逐利天性，需要基地。郑成功之子郑经淫荡而无能，他可守台湾20年，只因清廷攘外必先安内，且清帝根本没把台湾当回事。1684年康熙听从施琅建议，将台湾纳入福建省，台湾至此成为满清这个内亚帝国的一部分。满清统治台湾220多年，起先190多年里，基本实施隔离政策，在牡丹社事件后始真正经营台湾，中法战争后，台湾更升为行省。晚清大员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三人算台湾近代化的开山功臣，但他们加一起的贡献，也许都不如1895年占领台湾就此成为亚洲第一个殖民主义帝国的日本。日本占台50年，试图同化乃至皇民化台湾，由此，台湾渐渐步入近现代，却也收获歧视与血泪。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旋即迎来黑暗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高压威权统治持续到1960年代末，在1970年代初，蒋经国尝试温和的政治改革，及至美丽岛事件后，党外运动终于不可遏止。台湾于1980年代中后期启动民主转型，并在1990年代中期初步转型成功。

　　台湾的威权政治转型确在蒋经国任期内启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努力奋斗，很可能就没有报禁的开放；如果没有从新党运动到党外运动为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前赴后继，很可能就没有党禁的开放与选举改革；如果没有老兵们的公开宣示悲情与集会抗争，也未必有大陆探亲开放。个体自由和权利从来都是争来的，而不是等统治者施恩能等来的。

　　进一步说，蒋经国也只是部分启动了政治自由化，未能完成民主转型。他的“自由三法”，，国安法、人民团体法、选举罢免法，虽然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但仍然保留了动员戡乱体制（国安法的全名就是《动员戡乱国家安全法》）。因此，蒋经国开启的政治自由化进程，仍是有限的、保守的。台湾民主化转型的初步完成，是在李登辉手中。

　　李登辉是第一个担任国民党党魁的台湾本省人，也是第一个担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本省人。他是一位政治平衡大师，继任后先赢得党内“二月政争”胜利，又成功化解“三月学运”危机。此后用六年时间，李登辉主持三次修宪，成功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实现各级民意代表的全面选举，以及“总统”直选。

　　1996年5月20日，这一天正好是陈诚在47年前宣布台湾正式实施戒严的日子。作为台湾地区第一位直选的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在就职演说中说：“今日2130万同胞正式进入主权在民的新时代”。通常认为，台湾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就在这天确立。当然，它是否能妥善运转，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已不属于历史范畴，而是正在发生的进程。

　　400年来，台湾被荷兰人统治，被郑氏政权统治，被满清王朝统治，被日本殖民统治，被国民党威权统治，终于在蒋经国主政末期启动自由化，并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初步完成宪政改革与民主转型。今天，台湾纵使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它作为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地区，已为世界瞩目并认可。这个亚细亚的孤儿，终于在当代开出自由与繁荣之花。如果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人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们多年浴血奋斗，从新党到党外，于自由的缝隙中突破，向威权的铁板冲撞，而终于争到的自由民主，也是所有中国人可欲与可争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