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燕舞

    2015年12月11日,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妇结束了在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西安为期两周的讲学。这是这对德国学术伉俪、“文化记忆”理论的共同奠基人的首次中国之旅。

    扬·阿斯曼是从海德堡大学荣休的国际知名埃及学家,现为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及德国考古研究所、德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员,他与作为英美文学专家的阿莱达·阿斯曼一道,于1970年代末提出“文化记忆”理论并由此享誉国际学术界。他着有《出埃及记:古代世界的革命》《摩西的抉择:一神论的代价》等书,先后荣膺德国历史学家奖(199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2006年)和托马斯·曼奖(2011年)。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个细节是,11月29日上午专访阿斯曼夫妇时,1938年生人扬·阿斯曼打着蓝色领结,一股欧洲老派知识分子的气息。

    阿莱达·阿斯曼于1993年开始执教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英美文学系,在英语文学和文化传播领域着述颇丰。其研究重点从1990年代以来转向包括德国“二战”后的记忆问题等在内的文化人类学,在十余部专着和百余篇论文之外,还组建了跨学科研究组“历史与记忆”,主持了“记忆与移民”“当下中的过去——文化记忆的维度和力度”等项目。

    首次中国之行中,扬·阿斯曼拿到了北大出版社新鲜出炉的《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他的这部经典之作获得了歌德学院(北京)翻译资助计划的支持,由其指导的唯一中国籍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金寿福领衔翻译,纳入近十年来渐成出版品牌的“历史的观念译丛”。专访中,扬·阿斯曼始终不忘强调夫人在共同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过程中的贡献,不过,阿莱达·阿斯曼的专着《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要稍后才能正式出版,该书由柏林自由大学学成归国的北大德语系青年教师潘璐博士翻译,目前正处于审校阶段。

    西方学术界对“记忆”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一般被认为在1920年代经历了一个重要转折,即从伯格森、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注重“记忆”的个体性转向强调其社会属性。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1925年、1941年、1950年(过世后五年)的三部专着《记忆的社会框架》《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集体记忆研究》《论集体记忆》,被认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扬·阿斯曼专门援引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经典论述。

    在1970年代末,特别是1980年代,西方学界的“记忆”研究出现了一个“记忆潮(memoryboom)”的史学热潮——德、法两国的记忆史研究自这一时期开始大幅拓展,“记忆潮”在2000年之后逐渐进入中国。

    近年来,“记忆”研究在国内也渐成热潮,“记忆”和“回忆”的活动几乎无所不在。这次邀请阿斯曼夫妇访华的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北京),11月中下旬举办的“中国第三届德国电影节”,主题便是“回忆未来”;12月4日,歌德学院(北京)还邀请了大半辈子持续揭露和追踪未受惩罚的纳粹案犯的德法(双重国籍)记者比特·克拉斯菲尔德来华对话,主题正是“记忆”。无怪乎,京沪两地的媒体同行采访阿莱达·阿斯曼时,往往少不了要问“为什么德国记住了‘二战’,而日本忘记了?”

    访谈

    采访人:

    燕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受访人:

    扬·阿斯曼(JanAssmann,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德国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阿莱达·阿斯曼 (AleidaAss-mann,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英美文学专家)

    在回忆中重建美好

    燕舞:我们的采访先从最形而下的“记忆”开始吧——您的出生地在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您的家庭背景又是什么样的?您日后对童年时期亲历的“二战”有清晰的记忆吗?

    扬·阿斯曼:我出生在朗格尔斯海姆,是德国中部哈茨山脉(Harz,横跨下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三州,德语“Harz”源于中古高地德语的单词“Hardt”或“Hart”,意即“山林”——采访者注)地区一个很小的城市。出生后不久,全家就搬到了吕贝克(Lübeck,位于德国北部石荷州,距离汉堡60公里,系欧洲历史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之一,1987年成为北欧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这座著名旅游城市被当地人称为“留比凯”,意即“迷人的地方”;也是“汉萨城市联盟”的中心,人称“汉萨女王”;2003年,与浙江绍兴结为“友好城市”——采访者注)附近,童年到10岁之前都是生活在吕贝克。我不是犹太人,整个家族也没有犹太血统。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祖父、曾祖父是来自汉堡的商人,他们与海外,比如印度,有很多的商贸往来。

    在“二战”爆发之前,吕贝克是非常漂亮的。它是建于中世纪的古城,多次被选为欧洲最美的古城之一。这个城市中有七座最主要的大教堂,其中有两座是双塔式的,远远地就能看到这七座教堂的塔楼耸立在中世纪的小城之上。那些教堂塔楼的外墙包裹着黄铜,黄铜生锈以后全部变成浅绿色的。这是一个风光非常优美的城市,可惜,在战争中遭到损害。

    那时候我画了很多画。我对于自己身处的这座美丽城市被毁的心理适应,只能通过绘画得到疏解,这也算是我童年时亲身从事的艺术活动之一。

    遭到轰炸之后,吕贝克的那些瓦砾堆却成为我们小朋友游戏的场所。我们每天都会跑到瓦砾堆上像挖宝藏一样去玩耍,去寻找那些对成年人来说也许不值钱的物件。对于童年时的我们来说,在轰炸之后的瓦砾堆中无意中发现别人家浴室里面残存的一块很漂亮的花纹瓷砖,就如获至宝。这可能是我童年时代最早开始从事的类似考古发掘的工作。

    吕贝克的音乐也很有特点,这座城市盛行教堂音乐,每座教堂都有很古老的管风琴,有很多室内乐队的演奏。当时,那种巴洛克式风格的音乐并不是特别风行,流行的还是比较先锋的音乐。我妈妈的朋友有很多是从事音乐的,她们经常在演出之前来我们家排练,等到音乐会演出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孩子往往都跟着一起去看这些音乐会。有时,我家也开一些小型音乐会。作为一个小孩,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触到很多美妙的音乐。

    吕贝克是1942年5月英国空军轰炸的第一座德国城市,因为1940年11月德国空军轰炸了英国的考文垂(Coventry)。那是一个非常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作为一种报复,英军挑选了德国最美丽的中世纪古城吕贝克作为轰炸目标,1943年、1944年又陆续轰炸了很多其他德国城市。

    我们小孩子当时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也不会去想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是不是正义的一方。但是,对于战争带来的破坏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后来想重新通过回忆赢得过去的心理感受,其实奠定了我后来进行“文化记忆”研究的基础,也是后来从事“文化记忆”研究的一个驱动力——你亲身经历过,你特别珍爱的城市被毁掉,你特别希望在回忆当中重建它的美好。

    下转 34版

    上接 33版

    埃及学是欧洲人的一种“发明”

    燕舞:您在慕尼黑、海德堡、巴黎和哥廷根学习埃及学、古典考古学与古希腊文学期间,曾受法国埃及学家波瑟内(G.Posener)和德国埃及学家奥托(Eber-hardOtto)两位名家指导,他们的治学风格的差异大吗?他们对您的成长具体有什么影响?

    扬·阿斯曼:这两位埃及学家治学风格的差别是很大的,波瑟内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跟着他写了博士论文;奥托先生是一个“通才”,他几乎熟悉埃及学的所有相关领域,比如语言、艺术、建筑等,他几乎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自己的见解,不过他是带有一丝嘲讽的,觉得古埃及的这些古老艺术不能被特别严肃地对待。

    波瑟内先生是一个语言学专家,非常专注于研究古埃及的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对于古埃及的一切有着无比的热情。这种热情慢慢地也感染了我,我也接受了这种科研态度的影响——对研究对象非常非常认真,我的研究方法也比较贴近波瑟内先生的治学路数,即从文本分析着手了解其意义以及符号背后隐含的想传达的意思。我师从奥托先生四年,虽然追随波瑟内先生只有一年,但波瑟内先生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波瑟内先生也是我在同行当中关系最好的,是我一生的挚友,我俩经常写信或拜访对方,哪怕我后来到海德堡大学去工作。

    我受波瑟内先生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埃及学是专业性极强又很偏的学科,必须有极大的热情才能从事埃及学的研究。

    燕舞:在您求学的年代,埃及学的研究重镇就已经在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吗?埃及本土在埃及学的研究版图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扬·阿斯曼:埃及学其实是欧洲人“发明”和创立出来的,跟如今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其实没有太多关联。从公元四世纪、五世纪、六世纪一直到七世纪,欧洲对古埃及不间断的介绍、报道一直非常多,使得古老的埃及始终处于人们的视野中,而且也是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公元1798年,当拿破仑带领军队占领埃及时,他还带去了200多位工程师、研究古埃及文化的学者,这样一个队伍对古埃及的文物进行了发掘,对它的文字进行解读,慢慢地建立起了“埃及学”这样一门学科。在欧洲人建立起埃及学之后,埃及人才开始对自己古老的历史产生兴趣,很多埃及的学生逐渐从埃及到欧洲来留学学习埃及学。

    那时,埃及学主要有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法国的巴黎,一个是德国的柏林。巴黎侧重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柏林则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古埃及文字进行分析,研究出它的语法。

    最近15年以来,生活在埃及的一些人也开始对埃及学有了一些兴趣,此前有一段时间他们的兴趣有所减弱,现在慢慢又“回暖”。有很多埃及的中学生跑到欧洲的博物馆参观,这里陈列了很多古埃及庙宇的残垣断壁。整体来说,埃及学其实是欧洲人的一种发明,是他们的一种设想或者说重构。希腊和以色列非常注重自己历史的研究和考古发掘,一旦发现什么新的文物,他们会视为民族自豪感来源的一部分,但是埃及人对于自己历史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往往觉得无所谓。

    燕舞: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所以中国史学界对埃及和埃及学也有着特殊的兴趣。如今中国的埃及学也有所发展,比如,尊着译者金寿福先生1991年至2001年于海德堡大学师从您,他是您指导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吗?

    扬·阿斯曼:对,金寿福是我指导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后来指导的亚洲博士生都来自日本。金寿福读博士时,认为古埃及和古代中国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人口众多,而且两个帝国受到的书写文化特别是文字以及教育的影响都非常大。

    在古埃及和古代中国,文字系统特别复杂,难于书写,所以能够掌握书写技艺的人都属于精英,而这些又体现在“治国”之道中,这两点之间的关联特别密切。所以,我当时建议金寿福研究这个题目,他后来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古代埃及书吏(“书吏”是成为“官吏”的初级阶段,并非所有书吏都能成为官吏,但所有官吏都必须经过书吏这个阶段——采访者注)的职业道德观念的——从书吏们的自传以及通过分析和比较由国王、王子和高级官吏撰写的“说教文”,来重构古代埃及书吏乃至官吏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并且说明其发展的内部机制和受到的外部影响——基于对书吏这个职业在古埃及和古代中国的从业道德与标准的对比。

    金寿福在这个领域有一个重要发现,即在古埃及,作为一个理想的书吏,他并不是一味按照单纯的“公平”观念和标准来维护社会秩序,而是根据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贫富差距区别对待,分别使用判决和调节的手段。他让人信服地勾勒了古代埃及文化中的形式、准则和价值。

    “文化记忆”的跨学科特征

    燕舞:你们赖以成名的专业分别是埃及学和英美文学,最开始你们是怎么从各自专业领域如此大幅度地跨界到提出“文化记忆”理论的?

    扬·阿斯曼:埃及学的研究范围本身就非常广泛,它包含了关于古代埃及的一切领域,其中涉及考古的工作,也有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分析,还包括古埃及的文化、法律、经济等几乎所有的一切。所以,总的来说,埃及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科学。古埃及人相信“永生”,他们希望自己在身体死了之后仍然可以留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所以他们修建了无数的纪念碑,不希望自己消失。即便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也不断地想到过去对现在以及未来的影响。所以,在对古埃及的研究中,“回忆”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

    此外,童年时代在吕贝克的经历,也推动我去研究对过去的记忆如何影响到现在的身份认同。

    必须强调的是,“文化记忆”理论是我与太太两个人共同研究的成果,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构思和提出了这个理论。

    阿莱达在大学的主专业是研究英美文学,副专业是埃及学。在日常的对话中,我俩也会不断地讨论这些学科的交叉部分,在家里的对话也相当于一种跨学科的对话。后来,我俩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这种合作是我们典型的工作方式,主要以“文化记忆”作为研究的重点,一套相关的研究性丛书现在已经出到第13卷了。它研究“文化记忆”所有可能涉及的小的学科和方面,包括一些历史和文化传统怎样进行传承等。

    阿莱达·阿斯曼:我是在“二战”以后出生和长大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经历的是战后德国逐步走向经济繁荣的过程,是生活进入到一定程度的富裕、非常稳定和安全的时代。而且,那个时期德国跟美国的交流特别多,也给我创造了很多的机遇,所以我高中时去美国交换和学习了一年,也因此那个时候学了英语,在大学时选择了英美文学专业。

    1980年代,经历“战后”四十年沉默的德国出现破冰之举——回忆历史,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那代人希望惨烈的战争不要重演,希望把这些抛得远远的。年轻的被称为“六八年一代”的德国人,非常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在当下再现过去的运动中。他们当时积极参与了很多民间自发的行动,比如,收集签名以支持在柏林修一个犹太人纪念碑。当时的政府不想做这件事,学校的老师也是反对的,他们都希望已经过去的这段历史不要被重提。“六八年一代”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地去面对这段历史。

    燕舞:“跨学科”显然是“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突出特征,扬·阿斯曼教授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一章“回忆文化”的第一节中重点援引的“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是社会学家。您二位都术业有专攻,我在准备这个专访的采访提纲时,也专门写邮件请教了正在埃及访学的北大历史系颜海英教授,她认为先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源头,便是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及由此开始的“心态史学”,因此需要从心理学的理论着手来理解“文化记忆”理论的一些基础性概念。

    扬·阿斯曼:弗洛伊德研究的重点,包括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过渡是如何实现的。比如,古埃及是“多神教”,但它相信有一个总的神,神性的显现是通过很多不同的神来体现的——宗教就像一个浩瀚的宇宙,这个总的神就是太阳神,由国家来负责跟太阳建立起一种关联。古代中国跟古埃及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国家在宗教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国家建立起了普通人和所信仰的神之间的一种关联——在古代中国经常说到“天”,统治者以“天子”自居,他宣称能够跟“天”相通。

    而《圣经》所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思想,所做的最大的进化,就是打破了国家在与神的连接中所起的传递者的功能,上帝才是最终的裁决者,国家只不过是从属于上帝之下的世俗生活里的一种组织架构方式而已。

    在“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的心理方面的变化,弗洛伊德的研究把这种变化最终归结于“俄狄浦斯情结”。

    但在我的研究中,包括法国的“心态史学”在内,重点并不是回归到“俄狄浦斯情结”,而是关注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过渡怎样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研究宗教的变化对于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潜意识的影响。

    我不是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命运的兴趣,来自于三十年前所认识的一位非常重要的犹太裔哲学家和宗教社会学家雅各布·陶布斯(Jacob Taubes,1923年—1987年)的影响。我们自1980年代中期成为挚友,虽然认识几年之后他1987年就在柏林去世了,但是这段交往令我对犹太教产生了很强的亲近感,从此点燃了我对犹太教的研究兴趣。在个人情感上,我感觉我很贴近犹太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对于我的影响更多是在艺术层面,比如我对艺术的喜爱对音乐的喜爱,像巴赫、亨德尔、莫扎特等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中就有很多是宗教题材的。

    阿莱达·阿斯曼:非常可惜,“文化记忆”这个研究领域的国际间交流特别少。我和扬在研究的前期,先是以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进行探讨。但是,我们后来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英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1886年—1969年),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他提出了跟哈布瓦赫特别相似的观点和理论构想,可就是因为缺乏国际间的交流,每个国家都关起门来自己做自己的研究,从而阻断了互相之间的对话,很可惜我们最初错过了巴特莱特的理论。

    在我们进行研究时,很多法国文化理论已有研究成果,让德国学者也能关注到像哈布瓦赫的著作这样的成果。不过,目前德、法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不是特别充分,1970年代德国曾经出现过大量引进法国的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的热潮,比如对福柯、德里达的译介和引进。在这方面,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能够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你们所在国家的研究现状。遗憾的是,在记忆史的研究方面,目前法国学者的相关成果中只有诺拉的《记忆之场》被翻译成了德语,其他法国学者的着述都还没有翻译过来,我俩的着述也没能被翻译成法语。

    德国人处理“创伤记忆”的态度

    燕舞:夫人之前有提及南美洲一些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国家在“文化记忆”研究方面提供的案例经验;在谈及“七种‘遗忘的形式’”时,您也提到“德国对大屠杀的叙述成为人类处理自身历史的榜样,记忆不仅有抵抗时间的含义,也获得了一种伦理价值。而记忆和遗忘都是人类的特质,都是为了应付生活。记忆或遗忘本身并无对错。”

    12月13日是中国的第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看待现实的“记忆的政治”方面,全球各地处理“创伤记忆”的经验甚至是一些仪式,具体又如何借用到中日关系的改善上来?

    阿莱达·阿斯曼:靖国神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人犯的这个错误的关键点在于,他们通过靖国神社始终将侵华战争中的战犯作为英雄来供奉。

    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则是,我们一定要跟历史划一个清晰的界限,按照现在的价值观标准重新评判当时战争的参与者,要按照现在通行的国际标准的共识来对这些人进行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一些日本人将他们的祖父放在靖国神社里作为英雄来参拜,他们就不可能说“我们祖辈犯下的罪行,我来认罪,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很难指望他们现在采取一个彻底认错的态度。不只是在日本,很多国家在这类战争期间、殖民他国期间都有大规模的对平民的屠杀行为,这是很多国家共有的现象。

    处理这类问题的关键,就是你要跟历史划一个清晰的分界线,要按国际公认的今天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过去的行为。

    (张晏副教授提供了翻译,北大国际合作部和歌德学院(中国)冯硕女士以及沈坚、颜海英、金寿福三教授和庞冠群、李红涛、潘璐、白红义四博士对本专访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