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在中国繁荣与和平时期长大的一代人，爱国主义情感早早扎根在他们心里，被外媒称作为中国骄傲的“自来水”。

　　他们乐观、自信、务实，渴望“诗和远方”，希望人生有更多新体验……

　　面对未来，他们也有迷茫、困惑和压力，担忧“拖祖国后腿”。

　　他们，就是人数达1.9亿的中国“90后”一代（1990—1999年出生，现年18—27岁）。

　　中国进入新时代，“90后”使命重大。记者采访了10名“90后”男女后发现，他们虽然背景、经历不同，但和中国其他代际群体相比，作为在中国经济腾飞时期生长的一代，他们的所乐与所愁更具时代性和特殊性。

　　自信式爱国与不满西方偏见

　　18岁的陈洁今年考上了山西大同大学法律系，这个夏天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一个位于贵州省西南部的小乡村。她说：“国家的强大是个人发展的前提。我相信祖国会越来越强大，让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和两名大学同学创办了杭州悟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林才标说：“我始终相信国家发展会越来越好。”他举例说，10年前，他回家要换乘很多次车，现在坐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

　　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站在祖国这个巨人的肩上，能追求更大的进步。

　　在与“90后”交谈中，记者能明显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这种情感十分理性。正如一名受访者强调的，“爱国绝对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冲动，而是通过很多次亲身体验、对比并认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是一名专门研究青年问题的“70后”。他通过多年的追踪数据对比发现，在量上，90%的“90后”爱国主义意识非常强烈，与“80后”具有一致性，明显高于“60后”“70后”；在质上，他将“80后”“90后”的爱国称为“自信式爱国”。

　　他表示，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和“60后”“70后”相比，“80后”“90后”出生在中国经济的腾飞时期，拥有了更多“出去看看”的机会，“越出国越爱国”。

　　这种现实对比让“90后”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更自信，同时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表示不满。采访中，70%的“90后”认同“西方国家总是用双重标准来责难中国”，近80%的人认同“中国不需要实行西方的制度也能越来越好”。

　　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看来，“90后”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广受关注，还与他们身上的历史包袱少，同时又是互联网最早的原住民有关——他们乐于在网络等公开场合表达爱国情感，让这种情感有了更多可见性。

　　从宣扬爱国主义的动画片《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广受“90后”欢迎，到“萨德”事件后很多喜欢韩国明星的“90后”粉丝自发声明“国家面前无爱豆（idol）”，在事关国家利益的热点事件中，“90后”表现出强大的自我动员与组织能力。

　　王洪喆说，正如美国有“特朗普粉”、日本有“cool Japan”一代一样，青年爱国是全球现象。他提醒，全球青年一代都生活在消费主义主导的大众媒介市场中，爱国主义等政治理念必须转换方式才能进入青年人头脑中。

　　“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回归、发展并创新表达优秀传统，既要了解青年人接受习惯，又要反思商业逻辑的煽动性属性，不能一味迎合民粹和迷信市场力量。”王洪喆说。

　　自我实现与现实压力

　　10名受访者中，6人已经工作，他们有的是政府公务员，有的是私企员工，有的自己创业。初涉职场，他们在追求自我实现和应对现实压力间寻找平衡。

　　25岁的张哲茜出生在中国东北的辽宁省。由于成绩优异，她考上了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

　　今年，硕士毕业的她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中央政府一个部门工作。虽然工作稳定，朋友羡慕，但是张哲茜已定下计划：未来到基层去实践锻炼。她说：“我需要学会与农民打交道，了解更全面的中国。”

　　26岁的赵安琪在广东深圳一家私企上班，她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很满意。

　　同时，即便面临住房、收入等压力，她也没有放弃当一名作家的梦想。下班后，她会花一些时间看书，并在网上写点东西。她说：“读书能丰富精神世界，满足好奇心和想象力，我希望写出一些激动人心的故事。”

　　林才标和同学王善杨、宋之裕则选择了更为艰辛的创业道路。4年前，热爱动画的他们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创立了“Wuhu动画人空间”，承接商业广告。宋之裕说：“这个时代的机会很多，我们对于创业风险没考虑那么多。”

　　如今，他们已成立杭州悟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团队也增加到11人。今年春节期间，由他们制作的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麦当劳广告，在网络的点击量超过3亿。

　　他们坦言，创业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高科技呈现方式及移动新媒体传播方式结合起来。林才标说：“未来的创意产业拼的是创造力、想象力，我们需要更加努力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藏，最终做出像《大圣归来》《大鱼海棠》那样的动画电影。”

　　自我价值实现的意识和意愿明显，是很多“90后”在职业规划中表现出的突出特征。邓希泉分享了他的调研发现：中国“60后”“70后”在做职业选择时，对收入、就业地点、离家远近、福利待遇等更加看重，“90后”则不仅关注收入，还关注自我发展空间。“当他们自我效能感明显时，收入是处于第二位的选项，有时甚至不太在乎收入。”

　　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认为，当物质需要像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时，年轻一代将强调自我表达、个人自由、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邓希泉说，现在“90后”中逐渐兴起了“斜杠青年”的新兴职业群体，即拥有多个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的群体，这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说明“90后”的社会参与意识、自我实现意识明显增强。他预计，未来“90后”一生只在一到两个单位就业的情况将十分少见。

　　无悔追求与迷茫焦虑

　　23岁的小雪（化名）小时的梦想是出国留学。经过多年苦读，她做到了，现在成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她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坚持自我，实现理想。”

　　她认为，人生只有一次而且如此短暂，不要总是顾虑太多、束手束脚。她计划未来尽可能多地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过，在采访中，像小雪这样“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将来想干什么”的比例并不高。很多受访者对独自面对来自社会、工作、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表现迷茫和焦虑，并对个人利益十分看重。

　　一些批评者将“90后”群体表现出的这种倾向归结为颓废主义、功利主义或个人主义，如果借用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说法，那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邓希泉并不赞同给新进入社会的一代贴上负面标签，即便新一代开始的表现并不是很好，何况“90后”出场时的群体表现十分惊艳。

　　他说：“从人类发展历程看，成人世界总是以自身价值观和眼光，来判断进入社会结构中心舞台的新一代会有哪些危险因素。社会变迁越快，成人世界对新一代的忧虑就越大。”但是他发现，往往代际冲突越激烈，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越足。

　　在访问中，很多受访者将“成就感”、“自由”、“美满家庭”、“舒适”等作为理想人生要素。因此，很多“90后”的政治参与意识、对党和国家大事的关注度更高。调查中，80％的受访者表示“关注了十九大”，其中近75％的人表示“收看了现场直播”或“通读了报告全文”。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台。这样的表述让不少“90后”感到鼓舞。在对中共十九大后青年人境遇的信心值进行打分（0-100分）时，10名受访者给出的平均分为73.8分，且没有低于50分的样本。

　　王洪喆认为，“90后”是童年时期就开始经历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代。正是这样的成长经验，让他们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

　　很典型的一个事例是，曾在学生时代激烈批判应试教育的“90后”，在访问中几乎都不认同废除他们曾经攻击的对象——高考。在他们看来，高考制度是实现公平竞争的一个重要方式。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90后”责任重大。

　　王善杨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带领我们走向美好未来，按照目前发展趋势，两个阶段的目标应该能提前实现。但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目标更加明确，眼界更加开阔，在努力借鉴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坚持自主创新，以个人梦想的实现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如何引导青年人书写好人生华章？邓希泉认为有两个字十分重要。

　　一个字是“爱”，各级政府、全社会要充满爱心，采取包容和积极视角来看“90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邓希泉认为，当代青年的发展越来越难以由家庭承担，需要由政府和社会来提供资源，给予支持。“青年一代出现群体性问题，往往首先是成人世界的责任。”

　　另一个字是“严”，在信任基础上对新一代严加看护，并为青年不断创造和优化成长环境。

　　邓希泉说，任何一代青年人身上的特征都是两面性的，要尽可能引导其往正能量方面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希望青年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正是强调在以集体利益为导向基础上，关注个人利益，尊重青年主体性和合法权益。”

　　对于“90后”青年，邓希泉强调了理想信念的“总开关”作用， 并希望他们结识好朋友、养成好习惯。他说：“希望多年之后，当‘90后’一代回忆往事时，并不是感官娱乐和刺激的苍白回忆，而是青春时为了人生理想付出的辛劳、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