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是蒙古古部名。鄂尔多斯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地理概念。它指的是黄河中断、阴山之南，被大河从西—北—东三面环绕的属于黄土高原北端的延续地带，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这一地区，秦汉时称“河南地”、“新秦中”，明代以后称为“河套”。《明史》上说：“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清人杨江《河套图考》说：“河以套名，主形胜也”，“譬河以绳，所套之地是也”。15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驻牧于此，故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地区除包括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全部以外，还包括与之相邻的巴彦淖尔盟的后套和宁夏、陕北的一部分地区。鄂尔多斯文化在华夏文化中属于黄河文化系统，其源头为“河套文化”。鄂尔多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鄂尔多斯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多民族人民共同培植的一种多元融合、风格独特的文化。

    鄂尔多斯地区，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有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鄂尔多斯文化资源，承继这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对于建设繁荣富庶的鄂尔多斯，塑造鄂尔多斯形象，弘扬鄂尔多斯精神，让鄂尔多斯大步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鄂尔多斯文化，发掘鄂尔多斯文化资源，对于华夏文化研究的深入，对于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对鄂尔多斯文化的民族特色这一论题展开一些初步的历史考察与理论探索，尚祈方家示正。

    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

    古代鄂尔多斯地区，沃野千里，又有大河环绕，水草丰美，气候湿润，资源富集，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鄂尔多斯地区，是我国古代“河套文化”的发源地。“河套人”是迄今为止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距今约 35000多年。“河套文化”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古文化。鄂尔多斯地区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摇篮，它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历史舞台。

    史籍记载，在商周时代，活动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就有土方、口工方、鬼方和猃狁等古代的游牧部落。此外还有叫做昆夷（混夷）、獯鬻（熏育）的。公元前 8世纪，周宣王曾派大将南仲在鄂尔多斯地区筑朔方城，以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诗经·小雅·出车》云：“王命南仲，往城于北，出车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如襄”。春秋战国时期，又有戎狄（白狄、赤狄等）、林胡、楼烦、匈奴等部族在此游牧。属于周王朝的赵、晋等国亦曾占据这一地区。赵武灵王在阴山之南的鄂尔多斯东北部设云中郡，在鄂尔多斯北部设九原郡。《史记·匈奴列传》载： “晋文公攘戎狄于訚洛之间”。訚水，据杨守敬《水经注图》考，即今之窟野河。又据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考，訚水由准格尔旗发源，上游为束会川，下游为牛川。内蒙古博物馆田广金认为，窟野为河有二源。一为乌兰木伦河，源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西北；一为牛川，源于准格尔旗暖水之北。杨江《河套图考》说：“三代以来，獯鬻、猃狁，分居河套一带，西接昆夷。查黄帝之元孙曰饕餮，居于北方，是为北狄之祖”。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际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匈奴。”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多民族共同活动在鄂尔多斯地区证明的遗迹与文物有秦昭襄王长城遗迹（自甘肃临洮，经宁夏、陕西，抵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黄河岸）、赵武灵王长城遗迹（经河北、山西抵五原以北狼山缺口）与杭锦旗桃红巴拉、阿鲁柴登的匈奴墓，准格尔旗玉隆太、西沟畔匈奴墓及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陶器等文物。

    自秦汉以来，中原的农耕民族与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都曾长期在鄂尔多斯地区垦殖与驻牧。就游牧民族而言，秦汉时的匈奴、乌桓，魏晋时的鲜卑、敕勒（高车）、羯、氐、羌，隋唐时（尤其是唐代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已确知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突厥、葛逻禄、吐谷浑、高丽、郁射施、薛延陀、跌、党项羌等，宋辽时的党项、契丹、吐谷浑，元明以后的蒙古族等，都曾先后在鄂尔多斯地区活动，这里曾是他们生存、发展的重要基地。陈育宁说：“几乎古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都先后在鄂尔多斯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就中原农耕民族来说，秦统一全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个郡，在鄂尔多斯地区就有北地、云中、九原与上郡等四郡，辖地约三四十县。鄂尔多斯地区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即是其最早的组成部分之一。公元前212~210年，秦始皇修筑了自云阳抵鄂尔多斯九原郡的直道（驰道），其遗迹今可见（据史念海教授考证认定，“遗迹位于东胜城西南九十里的地方，在漫赖公社”境内）。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 211年），秦始皇从内地移民“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实行垦殖。《汉书·食货志下》也载：“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杂错，奢俭不同，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汉武帝时，鄂尔多斯地区的退殖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在汉武帝收复鄂尔多斯的当年就“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初年又数次移民鄂尔多斯垦殖。《汉书·食货志》载：“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又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而田也”。可知在民垦的同时还有军垦。汉在鄂尔多斯地区所设西河郡内有“美稷”县，县因谷物“稷”而名，美稷县城遗址在今准格尔旗境内。20世纪 70年代初，在鄂尔多斯地区的杭锦旗霍洛柴登的一座汉城遗址中，曾出土汉代的地方农官之印“西河农令”。大量史籍与文物证明，鄂尔多斯地区的农业从秦汉以来一直延续历代直至当今。

    鄂尔多斯地区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决定了它作为多民族共同活动舞台的历史地位。鄂尔多斯地区不仅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的联结处，而且也是中原通向西北和北方的交通要道，还是多民族进行商贸交易的重要市场。几千年来，众多的不同民族均在这里留下了历史踪迹。在鄂尔多斯的历史上，有的时期是不同的民族分别在这里活动，其历时既有先后又有长短之分，也有的时期是几个不同的民族在这里共同活动或杂居相处。他们或归属于中原王朝，或建立自己的政权，不论哪种情况，都与中原地区有着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往。虽然，有时也兵戎相见，有战争烽火，便却是时战时和，结成了一种永远也打不散的关系。友好交往与相互的融合成为贯穿历史的主题，和亲的佳话则为各民族人民所乐道。黄河岸边的昭君坟与纳林川畔的单于庭均是民族团结、友好相处、文化交融的缩影。总之，鄂尔多斯的历史一直是众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鄂尔多斯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这是鄂尔多斯地区史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多民族共同培植的区域文化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鄂尔多斯的文化面貌即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这样的特征。几千年来，许多经济形态不同、人口众寡不同的民族在鄂尔多斯地区生活过，其中有不少古老的民族经过多次的交融之后，已逐渐消失，它们已融合到其他一些民族之中去了。但是不论其至今是否存在，更不论其至今是否生存在鄂尔多斯地区，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开发建设中，都曾做出过贡献。它们在鄂尔多斯文化的生成、发展与繁荣中都发挥过别的民族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些众多的不同民族，共同创造、培植了鄂尔多斯文化。鄂尔多斯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今择其大端列数三五以见其概貌。

    （1）“河套人”与“河套文化”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在鄂尔多斯地区根据当地蒙古人旺楚克提供的线索找到了盛产动物化石的萨拉乌苏河大沟湾，并从地表拾到了 3件已相当石化的人类肢骨。1923年，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组成一支考察队在鄂尔多斯地区进行考察，先后发现了水洞沟与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后来，德日进在室内研究中，从 1922年采集的一堆羚羊牙齿和鸵鸟蛋片中意外地发现了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人类的上门齿。这颗牙齿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卡达生（Davidson Black）研究，命名为“河套牙齿”（The ordos Tooth）。20世纪 40年代，我国的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裴文中在他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两个中文名词。“河套人”以那颗“河套牙齿”为代表，“河套文化”以水洞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境内）与萨拉乌苏河（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为代表。

    1956~196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汪宇平曾三次赴萨拉乌苏河一带调查发掘，他在范家沟湾又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并从萨拉乌苏河的现代阶地堆积物中找到了一件人类顶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后经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认为河套人“可能比西欧典型的尼安德特类型的人类更为接近于现代人，也就是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20世纪 60年代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多家单位在裴文中、贾兰坡先生的组织带领下曾多次到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综合考察，陆续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到1980年，在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河套人类化石有额骨、顶骨、枕骨、单个门齿、下颌骨、椎骨、肩胛骨、肱骨、股骨、胫骨、腓骨计 23件，其中有 6件河套人化石材料发现于萨拉乌苏组原生地层里，解决了河套人的确切原生层位问题，化石的科学价值得到了确认。在萨拉乌苏河沿岸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地点两处，一处在邵家沟湾，1923年由德日进和桑志华发现，当时发掘得到一批石制品和大量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另一处在范家沟湾，1956年汪宇平发现，他先后在此采集了 8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发现了一些烧骨和炭屑。198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兰州沙漠研究所等单位进行综合考察时，又在范家湾沟发掘到 130多件石制品和大量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同时采集到相当数量的灰屑。

    经科学界研究初步认定：河套人的体制特征接近于现代人，但还保留着某些较现代人原始的特点，它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于晚期智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用碳 14方法测得河套人的年代为距今 35000多年。萨拉乌苏河一带发现的旧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它在文化传统上可以归于华北地区的“周口店第1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

    河套人及其河套文化遗址从 1922年发现以来，已历 70余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这一内容相当丰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的遗址来说，发掘与研究工作还显得不够。今后，随着更多的材料的发现，我们还应该在河套人的生活环境、时代文化特征、萨拉乌苏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以及与周围地区的联系等方面展开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这，就是“河套文化”，它揭开了鄂尔多斯文化史上耀眼夺目的第一章。

    （2）朱开沟文化：从仰韶到龙山

    朱开沟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1974年，自治区与伊盟的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处纵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发掘证明，朱开沟的文化内涵与出土的器物自成一相对完整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故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文化遗址总面积达 50万平方米。根据对地层和发掘出的器物群的初步研究，这里的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五期。据碳 14法测定，第一期距 1980年为 4450依70年，第五期距 1980年为 3420依70年，朱开沟文化早晚延续约 1000年。朱开沟文化遗址中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这里发现的许多陶器作坊遗迹，说明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制陶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并且逐渐兴盛达到了较高的发达程度。在这里的仰韶文化晚期的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半地穴式的石屋与窑穴。半地穴式石屋在人类建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大量石器和陶器说明，仰韶文化时期鄂尔多斯地区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农业部落阶段。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中，陶器尤为丰富，器物的演变序列比较清楚，陶器艺术既反映了传统的承继与保留，也反映了对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文化的吸收，表现了鄂尔多斯地区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汇合。在朱开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说明鄂尔多斯地区在早商时期已经具有较发达的经济与较高的生产水平。

    总之，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较大，它上承古老的“河套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它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此外，在鄂尔多斯高原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主要的有准格尔旗乌日图高勒乡壕赖梁遗址与伊金霍洛旗东北、东胜市东南的尔吉奈曼沟遗址。鄂尔多斯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较多，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脑包沟门、荒地窑子等，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有房塔沟、寨子上、西麻青等。从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中，我们可以探寻出数千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大地上的人们留下的历史踪迹。

    （3）鄂尔多斯青铜文化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它以鄂尔多斯为中心广泛流布于中国北方以至欧洲。鄂尔多斯青铜器滥觞于早商时期，到春秋晚期达到鼎盛阶段，到战国晚期渐趋衰落，延续到东汉或更晚时期。

    鄂尔多斯青铜器有兵器、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与车马具等，其制作工艺与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鄂尔多斯青铜器与鄂尔多斯动物纹的完美结合，融铸成为鄂尔多斯文化史上的一大艺术奇观。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流布相当广泛。在殷墟文化期，除近邻晋、陕地区外，向南已波及到渭河流域、豫北殷墟文化和先周文化区域，向东达辽东沿海。西周至春秋时期，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大部分布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域，向北经蒙古至外贝加尔的广大地区，尤以米努辛斯克盆地较为集中，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多分布于内蒙古、陕西、宁夏、河北等地的战国秦赵长城沿线，向东似不越过承德至张家口一线。两汉时期，主要分布于蒙古境内，北至西伯利亚，西至阿尔秦，东达辽宁西丰县。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周围的中原文化，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西伯利亚卡索拉文化，塔加尔文化等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既有对周围诸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诸文化的影响。

    关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商周至春秋时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应为狄人的先期文化和狄人文化。随着氏族的演变和发展，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称之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战国晚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又可能是林胡的遗物。到两汉时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则是匈奴族的遗物。总之，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是以匈奴为主体的我国北方诸部族或诸民族共同创造的。

    （4）河套匈奴文化

    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河套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河套匈奴文化遗存主要有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铁器、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1972年冬，杭锦旗阿门其日格公社桃红巴拉东北 4公里阿鲁柴登沙窝子中出土了一批饰有各种动物纹的金银器，197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派李作智、田广金等前往调查，结果在这一带发现了一批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匈奴墓葬。 1975年，内蒙古博物馆与文物工作队在准格尔旗大路公社玉隆太村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匈奴贵族墓。1979年准格尔旗布尔陶亥公社西沟畔村民张先宝发现一批文物，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与伊盟文物工作站派员调查，又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匈奴墓地。1980年，文物工作者又在西沟畔发现匈奴墓地。此外，东胜县的补洞沟，伊金霍洛旗的公苏壕，准格尔旗的速机沟等地均发现大量匈奴文化遗存。

    经综合整理研究，学者们将河套匈奴文化划分为青铜时代（商到春秋时期）、早期铁器时代（战国时期）、铁器时代（两汉时期）。匈奴的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原始氏族到部落联盟时期。到铁器时代，匈奴才进入建立统一国家的文明社会。在匈奴文化的发展史上，汉民族的文化影响十分鲜明。匈奴分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百余年，共传 19代单于。东胜曾发现一方“汉匈奴栗借温禺鞮”印，可能是汉颁发给南匈奴的印章。北匈奴西迁，驰骋于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历史证明，匈奴民族对于鄂尔多斯的开发，对于丰富我国的古代文化宝库，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北方各民族纷纷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局面。此时的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而早先居于漠北的鲜卑族占据了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公元 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河套地区又为匈奴铁弗部（由匈奴男子与鲜卑女子婚配产生形成）所占据。公元 407年，镇守朔方的铁弗部首领刘勃勃在鄂尔多斯地区建立“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大夏建国后，又在鄂尔多斯兴建了大夏国都，是为“统一天下，群临万邦”的“统万城”。大夏立国，凡 25年，到公元 431年为北魏所灭，而城犹未毁，遗迹至今尚在。

    （5）河西敕勒与《敕勒歌》

    敕勒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又名铁勒，其先为匈奴苗裔，曰丁零，部族甚多。南北朝时为突厥所并，北魏时称敕勒，又称高车部。唐称回纥，宋称回鹘，元称畏兀儿，今称维吾尔，皆为突厥文的音译。北魏时在鄂尔多斯地区游牧的敕勒族，又叫作“河西敕勒”。

    北魏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民族杂居混处，民族交融进一步发展。当时有大批敕勒人在此游牧，因其善于造车，所造之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故又名敕勒曰 “高车”。到公元 4世纪末 5世纪初，被北魏徙置漠南地区的敕勒人约有六七十万之众。因此，漠南千里之地又有了“敕勒川”之名。敕勒歌云：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族人民在鄂尔多斯地区“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为河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唐代诗人温庭筠曾仿《敕勒歌》作了《敕勒歌塞北》一诗传世，诗云：

    敕勒金壁，阴山无岁华。

    帐外风飘雪，营前月照沙。

    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

    却笑江南客，梅落不归家。

    （6）胜州榆林城的和亲佳话

    隋唐胜州榆林城在鄂尔多斯东北部，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有其故城遗址。这里地处黄河岸边，隋唐时以此为边防重地。隋开皇七年（公元 587年），在此设榆林县，为云州总管府治所。开皇二十年（600年），隋王朝把云州的榆林、富昌、金河三县改为胜州。大业三年（607年），胜州又改为榆林郡，治所仍设在榆林县。《隋书·地理志上》载：“榆林郡，统县三，户二千三百三十：榆林、富昌、金河。”榆林郡横跨南下的黄河，纵卧京畿之北屏，直系中原之安危，故有隋一代，统治者对此地亦甚为重视。

    隋朝时期，在鄂尔多斯地区，除北魏及西魏时留居河套的汉族、匈奴、柔然、敕勒等大多仍在这里生息外，又有新的民族成分来到这里，例如突厥染干部，一向与隋友好，又积极要求和亲。开皇十七年，隋文帝将义安公

    主嫁与突厥染干为妻。其后，突厥内部分裂，各部之间相互杀伐，染干兵败再次向隋求援。隋文帝封他为急利珍豆启民可汗（汉意为“智健王”，简称启民可汗），将其部众安置在水草丰美的白道川，并筑大利城和金河城，让启民可汗等贵族居住。“义安公主死，持节送义城公主，复以妻之”。《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六月戊子，炀帝“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秋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诏启民可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参加这次榆林盛会的有鄂尔多斯地区突厥的各级酋长，还有契丹、奚等族的酋长。孟广耀《隋至金鄂尔多斯的行政设置》说：“榆林会议应作为一次各民族团结的盛会载入史册。”

    （7）羁縻州·六朝·宥州

    唐代，国家疆域辽阔，民族构成更加丰富复杂。唐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府州”，采取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管理方式。《唐书·地理志》载：“羁縻州，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可知羁縻州是兼顾到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一种较为有效的管理制度。

    鄂尔多斯地区的羁縻府州大多属于“侨置”的性质。唐时，与鄂尔多斯有关的羁縻府有 10个、羁縻州则有 20多个。羁縻府州的设置，使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友好相处。从贞观四年至永徽初的 20年间，漠南地区基本上无烽堠之举与兵戎之役。民族之间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共同开发鄂尔多斯等广大边远地区，促进了社会的兴盛与发展。

    唐高调露初（679年），朝廷为安置归顺王朝的突厥民众，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夏州与灵州之间，设置了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等六州，史称“六胡州”。六胡州设置后，朝廷曾遣使专门修筑了六州城。《全唐诗》中有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率尔而作》诗。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益也有《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诗云：

    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无定河边无数柳，共送行人一杯酒……

    唐开元九年（721年），胡人康待宾反唐陷六胡州。十一年（723年）克定康待宾之乱后，唐王朝迁六胡州部落五万余口到江淮诸州。由于六胡州人世代视牧，不习惯中原地区的生活，纷纷要求返回故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王朝又命宰相牛仙客等在鄂尔多斯设置宥州及延恩、怀德、归仁三县以安置归来的突厥及杂胡人众。宥州之名，带有朝廷宽宥诸胡户的意思（因他们曾随康待宾反唐）；延恩、怀德、归仁三县之名，亦含朝迁“延恩”感化，胡人应“怀德”进而向善“归仁”之义。六胡州与宥州约在今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及附近一带。

    （8）西夏文化遗存

    党项羌在鄂尔多斯从唐末起，历“五代十国”的几个短命王朝，在战乱中力求“保全实力”，在与契丹族的辽、中原北宋王朝的周旋中，图谋壮大自身，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其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辽、金，先后成为与宋王朝鼎峙的封建政权。

    西夏立国 190年，最盛时辖 22州，占有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在内的广阔土地。居民有党项羌、汉、藏、回鹘等族。西夏主要从事农牧业，产青白盐，织毡毯，与宋王朝的经济文化联系相当密切。

    西夏所设州县，与鄂尔多斯相关的有夏、宥、盐、灵、胜等州。夏州辖有鄂尔多斯南部，包括今乌审旗在内的广大地区。宥州是党项羌的肇兴地之一，包括鄂尔多斯西南，今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的一部和大部地区。盐州以今陕西定边县为中心，包括鄂托克前旗的东部，该地因有产盐之利，故多有争战，终归西夏。灵州在鄂尔多斯西部沿黄河东岸一带，包括今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的一部和大部以及乌海市，该州一度改作西平府，为西夏之都。胜州的绝大部分地区早在五代时便为辽所占据，西夏所辖之胜州包括今伊金霍洛旗和东胜市的一部分以及达拉特旗之西部。而北宋在鄂尔多斯地区仅占据《宋书·地理志》所载之丰州，此丰州早不等同于隋唐之前河套地区之丰州，而是指位陕西府谷、山西偏关、河曲之西北的丰州，它仅包括今准格尔旗的东部地区。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发动麟府之战，攻破丰州，于是北宋王朝在鄂尔多斯的势力尽被西夏驱除，丰州也纳入了西夏的版图。西夏文化在鄂尔多斯的遗存主要有鄂托克旗陶思图的西夏城堡、准格尔旗城坡的西夏古城与壁画墓，还有在东胜与准格尔旗收集到的西夏铜印等。二城堡均为西夏河防堡寨。壁画墓群已被盗掘破坏，墓葬壁画有“夫妇对饮”、 “高鼻深目络腮人站立”、“骑驼奔驰”、“怪兽咬斗 ”等图。二方西夏铜印均为西夏文，篆文，汉译“首领”，二印印纽两侧分别有西夏文字，汉译分别为 “贞观甲申四年”、“正德三年”等。

    （9）鄂尔多斯蒙古文化

    明朝天顺年间（1457~1464年）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驻牧河套地区，且持续 500多年至今。从此这一地区有了“鄂尔多斯”之名。蒙古鄂尔多斯文化丰富多彩且有独特风格，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其最显著者如：

    成吉思汗陵园：明天顺年间，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随鄂尔多斯部迁入河套，先后供奉在伊克召（王爱召）、伊金霍洛（意为“君主的圣地”），1939年临时迁移甘肃榆中县兴隆山、1949年又迁青海湟中县塔尔寺，1954年回迁鄂尔多斯，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并拨巨资修建成吉思汗陵园，1956年陵园落成，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陵园占地 550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穹庐式陵宫大殿，由正殿、后殿、东西殿，东西厅 6部分组成，正殿中央有白玉石雕成吉思汗坐像，殿内安放着成吉思汗和他的亲人的灵柩，供奉着象征成吉思汗战神的苏勒德（长矛）。还有大型壁画与战刀、宝剑等历史文物。距陵园 1公里，有成吉思汗敖尔敦（行宫），这是仿成吉思汗1206年即汗位时的行宫布局建造的，又曰“元代村”。成陵的祭典有严密的仪程，隆重非常，每月有小祭，每年四季有四时大祭。专司成吉思汗八白室守护与祭祀的是鄂尔多斯达尔哈特（又作“达尔扈特”）部。

    喇嘛教：喇嘛教属佛教，由印度传西藏，再由西藏传至蒙古，故又曰 “藏传佛教”。喇嘛教在鄂尔多斯传布始于16世纪中叶。孔宪珂《喇嘛教与蒙古》载：“西历一五六六年鄂尔多斯部的彻辰洪台吉不辞万里跋涉去西藏皈依喇嘛教归来时便将喇嘛教的经典带回。所以喇嘛教首先便在鄂尔多斯部被人信奉”。明万历四十一年（1614年），著名的伊克召（即王爱召，乌哈格尼巴达古拉圪齐庙）建成，后鄂尔多斯七旗在此会盟，“伊克昭盟”由此得名。伊克召作为喇嘛教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及鄂尔多斯的发展基地，分东西两路发展。东路发展为准格尔召，西路发展为杭锦旗的石拉召。此后，准格尔召与石拉召又作为母召，各自向四周发展。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官布扎布先生从美国亚洲研究中心影印的抗战时期的《伊克昭盟志》统计，鄂尔多斯七旗共有喇嘛召庙 274座，有喇嘛 18153名，最多时喇嘛曾达 2万余人。喇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兴盛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的文献，如《因果明鉴》、《智慧明灯》、《宝石佛珠》等及《白银鉴》、《伊克昭庙志》等寺庙文献，它们都是研究鄂尔多斯文化的宝贵资料。

    《蒙古源流》与《黄金史》：鄂尔多斯蒙古人萨冈彻辰所著《蒙古源流》与罗卜桑丹津所著《黄金史纲》是两部驰名世界的蒙古历史文献。《蒙古源流》从喇嘛教的历史渊源和发展、传播的角度，详细记述了从成吉思汗到林丹汗近 300年的蒙古王统和历史。《黄金史》是罗卜桑丹津在前人《简明黄金史》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它相当具体地记述了蒙古族古代的历史与文学，尤其详尽地描写了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历史事迹。它记载了大量蒙古古代历史资料，译录了《蒙古秘史》的大部分原稿，汇集了许多蒙古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是又一部研究蒙古史的重要文献。

    蒙古鄂尔多斯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在鄂尔多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鄂尔多斯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培育的一种地域文化，许多民族在鄂尔多斯文化的形成发展中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汗水，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鄂尔多斯文化是我国北方多民族的共同财富，它在华夏文化中也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多元交融与多样统一的风格

    在对鄂尔多斯文化的民族性进行了简要的历史考察之后，我们似可大致对鄂尔多斯文化民族性方面的特色与风格给以如下的归纳与概括。

    首先，鄂尔多斯文化是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鄂尔多斯文化从“河套文化”算起，已经有了三万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它留下了朱开沟文化、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蒙古鄂尔多斯文化，留下了战国时代的秦长城、赵长城，留下了秦直道、昭君坟，留下了统万城、十二连城，留下了胡汉和亲、突厥与隋和亲的佳话，留下了成吉思汗陵、准格尔召，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鄂尔多斯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有世界性的影响，“河套人”的发现中有法国人桑志华、德日进的功劳，比利时人田清波对鄂尔多斯历史、语言、文化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为世界瞩目，鄂尔多斯蒙古人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与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纲》成为世界蒙古学界的巨著。历史证明，鄂尔多斯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是一块产生巨人的土地，鄂尔多斯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具特色的文化。

    其次，鄂尔多斯文化是一种多元交融、多样统一的文化。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文化自古就有农牧并举、亦耕亦畜的传统。作为中原文明与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壤地带，这里的工矿业与商贸业的起步也较早。长城、直道的勘测与施工，统万城蒸土筑城与敕勒人造车的工艺在科学史上也应该有一定地位与意义。煤炭资源的开发与盐碱资源的利用历史久远，各民族之间通贡互市的贸易往来至少已被战国匈奴墓的出土证实。

    在政治文化方面，鄂尔多斯地区早在秦代就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中原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在这里有深远的影响。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这里也曾出现过少数民族自己建立政权的情况，其制度既有吸收中原王朝的成分，也有不同于中原王朝的内容。在语言文化、风俗礼仪方面，各民族之间既有交流融合，相互吸收，也显示出了不同，真是百花争艳，异彩纷呈。汉代的和亲，不仅停息了汉与匈奴的边塞烽火，而且使匈奴人学会了汉诗汉文，也向汉民族学会了凿井筑城等工程技术。隋唐时代，汉诗文远播边漠，“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少数民族在“汉化”，汉民族也在“胡化”。《旧唐书·舆服志》载：“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膳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新唐书·太宗诸子传》载，太子李承乾，使家奴百十人，衣胡服，作胡语，为胡舞……上层宫廷尚如此，而鄂尔多斯为边塞之地，汉胡民众为友邻，其相互融合与影响更可想而知。鄂尔多斯地区特殊的地理文化背景决定了鄂尔多斯文化必然是多元交融、丰富多彩的。例如鄂尔多斯民歌，其中既有热烈奔放、粗犷豪迈的蒙古族长调，又有欢快、急促的汉族小调与牌子曲。鄂尔多斯情歌的内容，也尤为丰富多样，既有跑河路的情歌，又有走草地的情歌，还有割莜麦、刨山药的情歌……

    宗教文化方面，鄂尔多斯文化中有萨满教、佛教、喇嘛教，甚至基督教等多种宗教。鄂尔多斯蒙古人自古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古代蒙古人崇拜天地、日月、星辰，崇拜敖包、火和祖先，并通过男巫或女巫（亦都根）的特殊行为动作，把自己的原始想象寄托于神衹们的具有多种信仰的宗教。”关于对佛教的信仰，诚如前引抗战时的《伊克昭盟志》所载：伊克昭盟与山西毗连，五台山为我国北方佛教圣地，这里去五台山叩头的人不绝于途，鄂尔多斯地区在家族、家庭内供奉菩萨的人也为数不少。 16世纪中叶之后，鄂尔多斯蒙古人中更加盛行的是喇嘛教，几乎每一个蒙古族家庭中都有出家当喇嘛的男子，喇嘛教影响可谓盛况空前。据比利时田清波在193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他曾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乌审旗、鄂托克旗发现有叫作“厄尔呼特人”的，其祖先是信仰基督教的。他说：“无疑，厄尔呼特人是中古基督徒的后裔。他们的部名本身就证明这点。但是应当承认，由于他们和萨满教徒、喇嘛教徒长期接触，似乎他们只留下了过去信仰基督的模糊回忆。”田清波是世界著名的鄂尔多斯研究专家，他的这一说法当是有事实依据的。近代以来，鄂尔多斯地区基督教的传播则有史籍记载可证实。

    鄂尔多斯文化中融汇入的民族文化因素众多，其中尤以蒙古鄂尔多斯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成分最为显著。蒙古鄂尔多斯部自从明天顺年间入居河套以来，再未离开，以至河套地区以“鄂尔多斯”命名。中原文化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影响从周秦延续至今，可谓源远流长，树大根深。历史上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在鄂尔多斯文化中也有程度不同的遗存与影响。众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使鄂尔多斯文化形成了多样统一的风格。到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鄂尔多斯文化是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成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再次，在鄂尔多斯文化中我们发现有一种兼容并蓄的大度与融汇百川的气象，或者说鄂尔多斯文化中有一种开放的胸襟与包容精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鄂尔多斯在我们祖国虽然只是一个小地方，鄂尔多斯文化在华夏文化大系统中也只是一种小区域文化，但是其多要素构成或多元交融却是一个鲜明的特色。就这一特色而言，它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无疑是更具典型意义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生物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优化选择的杂交品种具有异乎寻常的优越性，在世界上所幸存的生物中虽然也还有纯种的，但长期往复的近亲繁殖必然地导致它们在进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后退，其优异性明显地劣于杂交种。这一生物学中的基本原理，在人类社会学与文化学中也同样适用”。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他是革命导师在对世界多种文化成果进行科学综合的基础上创造的。鄂尔多斯文化也是由多种民族文化自然交融发展起来的，是多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发展历史中自然选择的结果。虽然，这只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益的启示，即文化的发展要开放，而不能封闭，有了这种开放胸襟与包容精神，文化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因而，我们可以说，这种开放胸襟与包容精神应该是鄂尔多斯文化中十分宝贵的精神内核。

    正因为鄂尔多斯文化具有这样的开放胸襟与包容精神，所以它才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即文化的再生与创造力。鄂尔多斯地区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虽然有和睦相处的佳话，但无疑还有过许多次的烽火交战（这也是由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每一次战争都无疑是对这一地区民族文化积累的一次破坏与毁灭。但鄂尔多斯文化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战火洗劫之后，顽强地生存着，繁衍着，发展着，所以才积累成了今天这种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多元交融、多样统一的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也由于交融，在鄂尔多斯文化中不仅承继着多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创造。例如漫瀚调即是在蒙古族短调民歌与汉族信天游、爬山调的交融中形成的一个新歌种。在漫瀚调中，有蒙古民族的创造，也有汉民族的创造，蒙汉两种民族的语言、艺术真正地融为了一体。漫瀚调可以说是蒙汉民歌嫁接而形成的新生代，它是与蒙汉传统民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艺术新品种。漫瀚调在鄂尔多斯文化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总之正因为鄂尔多斯文化中有那样一种开放的胸襟与包容精神，它才形成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恢宏的气势与独特的风采。

    结语

    由鄂尔多斯文化民族性的历史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一种民族文化，一种地区文化，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它既有不同于其它文化的独特性，又有与别的文化相通相似的趋同性，用哲学的说法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二者既矛盾又统一。一种民族文化，一种地区文化，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性，又有其变异性，即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二力的相互作用也是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种文化的“向心力”越强，则其继承性亦越强，文化的独特性亦越强；一种文化的“离心力”越强，则其变异性越强，文化的趋同性亦越强。反之亦然。任何一种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别的文化发生联系；或冲突撞击，或交融汇合，这种“联系”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文化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广泛地吸收交融，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走向创新发展。一般说来，比较封闭的文化，继承性强，保守性也强；比较开放的文化，变异性强，创造性也强。而鄂尔多斯文化则明显属于后者。由鄂尔多斯文化的这种民族融合性，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推论，全面的开放，多向的交流，多元的融合，有可能代表着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

    2.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

    3.安源：《鄂尔多斯文化之旅》

    作者：安源，鄂尔多斯市政协副主席，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常务主任委员

    原载《鄂尔多斯学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