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的新走向笔谈

【编者按】近十多年来,在国际国内地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时间过程的同时,中国历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注重空间因素,致力于探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各别区域历史。这是中国史研究走向细化与立体的可喜现象。考虑及此,本刊委托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教授组织了一组笔谈。笔谈的主题“区域研究的新走向”,反映的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动态和趋向,正在进行中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编者认为,尽管区域研究不是哪一个学科所专有的,但历史地理学者在区域研究方面所作的理论探索或个案研究,值得细加体会;区域研究的综合特征,也呼唤着不同学科与领域的相互交流。

区域的时间属性

地理学是研究地方的学问,是关于大地表面的知识。地理学最常用的表述方法是地图,在任何时间内,地表上任何不均匀分布的地理现象都可以用地图来表示,以作为揭示空间变化的基础。地理学的这种地图表述可以应用到无数的现象上,从而为人们审视大地表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

地理学家不仅要用地图来展示各种自然、人文现象在地表的分布,而且要解答这些现象在大地表面出现或消失、增加或减少的原因。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是通过区域分析来实现的,如果没有了区域,也就没有了地理学。地理学的区域研究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德国的区域地理学派。其代表人物之一赫特纳(Alfred Hettner),非常重视地理学的区域研究,他甚至认为地理学就是对地理现象进行空间分析的区域科学。这种思想在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的《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一书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在哈特向看来,区域研究是区别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唯一标准。

实际上,地理学的区域,除了具有空间的属性以外,还具有时间的属性。研究一个区域必须要具备发生学的思想,要从变化的角度去看大地表面上的地理现象。现代的地理区域仅仅存在于现在的很薄的一个时间层内,现代地理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类的改造。如果研究地理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现代的地理景观,那么就不能单单局限于现在看到的那些东西,还需要追溯到过去的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

经典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横剖面(cross section)法,即通过一系列横剖面的复原(reconstruc-tion),来恢复某一地区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从而为现代地理景观的特点做出发生学的解释。1936年,由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1800),是第一部运用横剖面法研究区域历史地理的经典之作。20世纪中叶,这一方法被介绍到中国,并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普遍接受和采用。

通过横剖面法所复原的区域演变是每一段时间之内的变异(changes between times),反映的是若干时间段之间的断续的、间跃的变化过程。位于时间序列上的每一个剖面都是静止的、不连续的,无法反映出剖面和剖面之间的连续变化。另外,横剖面的选择往往很难与每个地理要素的变化同步,从而造成那些未发生或很少发生变化的地理要素在各剖面中重复出现。

美国历史地理学家克拉克(Andrew Clark)认为区域历史地理学是研究贯穿于整个时间序列的空间变化(changes through times),他特别强调这种区域或空间变化的连续性。受哈特向的影响,克拉克承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关于空间的研究,但与现代地理学不同,历史地理学关注的是区域或空间在时间上的连续变化过程。他在60年代完成的关于加拿大爱德华太子岛的研究专著,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一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经典作品,该书运用了大约300多幅地图,详细展示了爱德华太子岛在过去500年间地理空间的连续变化过程。无论是达比的横剖面复原方法,还是克拉克的连续空间变化方法,在方法论上既有其成功之处,也存在其不足的地方。有人批评达比的横剖面复原是见物不见人,是没有“血液”的研究。而批评克拉克的人则认为,克拉克的研究放弃了传统的关于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将综合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变成了单纯的区域经济现象的连续复原。

区域与景观

景观一词来自德语的Landschaftskunde,意思是大地的形状。景观一词,不是简单地指被某个观察者所看到的某个地方的景象。地理学的景观是指对观察到的一系列个别的象的综合。地理学在描述一个景观时与一个风景画家的描述是不同的。地理学家可能也会像风景画家一样去描述一些个别的景观类型或某一景观的变体,但在一位地理学家的脑海里,总是存在着对景观进行综合、概括的意识,从而得出一般景观的概念。一般意义上来讲,“景观”常常与“区域”(region)具有大致相同的概念,两者可以互换。

景观具有自己的结构和边界,并形成一个具有一般性的系统。景观的结构与功能取决于其内部相互联系的、相互依赖的组成部分。景观被认为具有生物的属性,如果不把景观看作是一个生物体,不是从土地与生命相互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它,也就不可能彻底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景观的性质。

每一个景观都有其个性和特点,并与其它景观相互联系。同样,组成景观的成分也具有同样的属性。没有哪一条河流与另外一条河流完全一样,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完全等同于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没有任何科学仅仅停留在个别的、具体研究的层次上,所谓描述性的自然科学,如动物学、生物学,并不满足于研究那些个体的东西,而是要把这些关于个体的研究提升到界、纲、目、科、属、种的水平上。如果把景观看作是个别的、无组织的、不相关的,这样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美国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学家苏尔(C.O.Sauer)率先将德国地理学的“景观”概念引用到美国文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并从综合的角度加以发生学的研究。苏尔认为,存在于景观中的地理现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的是整体的现实,而不是分离的、不相关的各个部分。每一个地方的景观都有它的组成要素、结构、功能和位置,而这些特点又有它们的发展、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唯有运用这样整体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学研究。地形、土壤、岩石、植被、水体、动物及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地理学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的,我们之所以研究大地,是因为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我们与它相依为命,有时受制于它,但有时又要对它施以改造。我们选择景观中那些对我们现在有用或将来有用的东西,而摈弃那些对于地质学的地球发展史的研究来说很重要,而对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意义不大的那些东西。

景观的结构

苏尔在《景观的形态》(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文中,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的剖析。他认为,大地在其形状的塑造过程中绝非仅仅单纯的自然过程,而是包括了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作用。人类的活动是在文化景观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景观产生于物质的自然景观之中,是自然要素和文化要素的统一。文化景观的变化是由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替代而引起的,文化景观序列的变化伴随的是文化序列的变化。地理学是关于地球发展史中人类活动的最后一章,它研究的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区域差异。

苏尔认为,自然景观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成下面的图式:

文化景观的变化图式则可以概括成下面的图式:

从文化景观的形成图示中可以看到,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的,文化是动力,自然景观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

文化是人群学习来的、制度化的东西,而且需要占据一定的地域。在某一时刻,文化要素或文化综合体发生于某一地点,然后,通过交流的方式向外部传播或扩散,一直到它遇到足够强大的自然或文化阻力为止。这个文化发生和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时间过程,每一个文化景观,在每一个时刻都是积累的结果,要了解文化景观是如何形成的,就不能排除研究它的变化过程,历史的复原工作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回顾和展望是一个时间序列的两个端点,今天不过是一条时间线上的一个点。我们可以从复原过去来了解今天,而对今天的展望便可以深刻地理解未来。

景观的文化生态学研究

苏尔十分注意区域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的综合研究,他认为文化景观是文化与自然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两方面的影响,它既建立于自然景观之上,却又是不同人类文化集团活动的结果。文化景观又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文化集团内,形成不同的文化景观。每一个文化景观的发展阶段,既是上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果,又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和条件。因此,如果不研究文化景观的发生和变化过程,也就无法理解和研究现代的文化景观。这种对文化景观形成过程的研究,就是所谓的历史地理学。

苏尔在文化景观的研究中,强调文化传统、技术手段对文化景观形成的作用,反对地理环境决定文化景观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他并不简单地排斥环境因素对文化景观的影响,他认为地球的表面是文化景观形成的基础,气候、土壤、河流、植被、动物都与人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苏尔反对布朗(Ralph H.Brown)(《美国历史地理》的作者)钻故纸堆的传统,强调野外考察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与植物学、地貌学、考古学的交叉合作,强调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分析,从而形成了在欧美地理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伯克利学派”(亦称“文化生态学派”)。

苏尔反对简单的自然环境决定论。他认为,所谓文化的“环境响应”(environmental response),是指一群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方式的产生,不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刺激,而是来自于后天获得的文化。“环境响应”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一个特定文化对生存环境的“响应”。文化习俗是不断变化的,随着文化习俗的变化,生存环境又被重新评价和重新解释,并做出新的相应的选择,生存环境本身在文化历史中也就具有了自身的“价值”。回顾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合理”调整过程,可以很现实地说,任何人地系统都是某个特殊人群在特定时间里的环境选择与习俗的暂时平衡。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文化生态学研究

从自然景观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之间,存在一条生态环境上的过渡带,这条过渡带的形成至少可以上溯到第四纪时期。

从文化景观的角度看,中国的农区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季风区,牧区则集中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高寒区。东部农区与西北牧区的交界处,并非一条判然有别的分界线,而是存在一条农业与牧业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交错分布的过渡性地带。中国北方这条农牧交错带的大致走向为:北起东北的大兴安岭东麓,经西辽河中上游,沿燕山山脉向西,经鄂尔多斯高原的东缘南下,直到河西走廊。南北宽几百公里,东西长几千公里。在农牧交错带内,既非纯粹的牧区,又非单一的农区,而是农业、牧业两种土地利用方式同时并存。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产生于中国北方自然景观的生态过渡带内。文化景观的过渡带,与自然景观的过渡带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文化景观的特点充分反映了自然景观的特点。农牧交错带的产生,大约发生在3000多年前全新世大暖期结束的时候,文化景观的发生和发展依托于当地特殊的自然景观。中国的长城,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对于长城背后所反映的与北方农牧交错带相关的区域历史地理学问题,如农牧交错带的形成机制,农牧交错带南北摆动的范围,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对农牧交错带的影响等问题,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国内以往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通常将区域内的地理要素划分为自然和人文两大部分,然后再按照气候、土壤、水文、地貌,农业、城市、人口、交通等内容,分别加以研究。这种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虽然对各个地理要素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但却将一个有机的区域自然-文化综合体,拆得七零八落,从而失掉了对区域景观整体面貌和变化过程的全面把握。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特点的综合产物。农牧交错带内农业与牧业两种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既受当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又受南北文化交流的影响。传统的按部门分类的专题研究方法,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这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只有借鉴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够综合地、系统地把握这个复杂的自然-人文地域综合体,揭示出北方生态过渡带这个特殊自然景观内,农业的发生、畜牧业的出现、农牧交错带的形成、长城的摆动、游牧民族的迁徙等问题,系统地重建这一区域内农牧交错带的变化及人地系统内部土地利用方式的相互转化过程,从而最终揭示出这种变化的内在规律。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开展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不仅对当地的生产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在这一地区开展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其核心宗旨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