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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2018年01月2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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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时代”更应汲取历史智慧（史家笔墨） 戴 逸

《 人民日报 》（ 2018年01月24日   22 版）

　　盛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动乱走向稳定，并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盛世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就此而言，中国历史上曾有三个盛世。第一个是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昭帝、宣帝统治时期，大约130年；第二个是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约120年；第三个是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长达134年。传统的观点认为，汉、唐才是真正的盛世，因为汉、唐的综合国力都达到了昌盛，而清朝已开始衰落。但我认为，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发展最好、最繁荣的时期，清朝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康雍乾时期是当之无愧的盛世？我们先看其经济水平。传统社会里，没有现代工业，衡量经济水平的标准是看农业，农业的发展就看粮食产量。康雍乾时期，我国人口已达3亿，也就是说，那时候我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能够养活3亿人。能够养活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经济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当时全世界也只有大约9亿人口，中国占了1/3，其余2/3分布在几十个国家里。那时候英国、法国都只有一两千万人，整个欧洲的人口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多。与中国其他朝代相比，汉朝人口5000万，唐朝人口最多不超过8000万，那时候的经济条件只能养活这么多人。城市的迅猛发展也是衡量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志，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18世纪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而中国就占了6个——所以，不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看，康雍乾时期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

　　再看边疆治理。在康雍乾时期，边疆治理的成绩非常突出，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组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中国现在的版图。从清军入关到康熙前期，中国各地是各自为政的，长江以北由清政府管辖，长江以南最初归属南明政权，后来又发生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人的三藩之乱。台湾则完全由郑成功的后裔统治。北中国有强大的蒙古，且又分为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漠西蒙古，而漠西蒙古的势力最为强大，伊犁是其根据地，占有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北部新疆，连南部新疆的维吾尔族也在其管辖之内。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势力也非常强大，一直威胁中国的统一。俄国则入侵黑龙江，建造许多军事据点……面对这种种势力，清王朝多次出兵，逐渐使边疆地区完全隶属于清朝。到了乾隆年间，收复准噶尔与维吾尔部，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愿望。这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康雍乾时期，清朝在西藏、青海、新疆、蒙古等地进行了8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使中国实现统一，这是清朝最大的丰功伟绩。

　　在文化上，清朝也颇有建树。17—18世纪，中国完成了许多宏伟的文化工程，康熙时完成《全唐诗》《康熙字典》《律历渊源》《皇舆全览图》，雍正时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完成了《明史》《四库全书》《十三经石刻》等。其中《四库全书》是一项十分浩大的文化工程，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清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期，而且是中国历代皇朝发展的巅峰。但康雍乾时期既是盛世，又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尤其是乾隆朝，存在着许多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闭关锁国。清政府自认为天朝大国，不愿意与外国有经济接触。严禁渔船出海，如果需要出海，对船的大小有严格限制，一般不能带铁器，更不能多带粮食；如果已在国外，还限定两年必须回国，超期回国的将被没收财产、充军戍边。这无疑影响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对国民思想形成束缚，人们根本不了解外国情况，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发展状况。从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6%，而全欧洲占62%。

　　二是重农轻商。康雍乾时期，政府认为工商业不是社会经济的根本，因此抑制工商业发展。效益好的行业都被政府严格控制，更没有竞争机制。对外贸易交流、盐业生产等重要行业，只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商人才有资格经营，而一般商人赚的钱大部分要上交政府。清朝在思想观念上看不起商人，商人的地位很低。这与国外鼓励人们经商、鼓励航海完全不同。在西方国家，工商业者已经形成独立的强大力量，而中国的工商业者始终依附于政府。

　　三是禁锢思想。有清一代，思想禁锢前所未有，朝廷又大兴文字狱，文人议政、编写史书，常常引来灾祸。于是，人们噤若寒蝉，思想上得不到解放，也不敢有新的探索。文坛死气沉沉，偶尔有学者表达观点，也是用曲折隐晦的方式，这不利于思想的健康发展。而同一时期，法国百科全书派迅速发展，伏尔泰、罗素、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乃至欧洲人民的思想进步都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思想发展趋势上的差异，社会发展状况也出现天壤之别。

　　四是轻视科学。中国古代科学一度兴旺发达，但后来却停滞不前。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自然科学不在考试范围之内，自然科学就很难登大雅之堂。在乾隆时期，编辑《四库全书》时才猛然发现古代数学书已经失传。而这一时期，西方的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先后涌现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他们是西方社会近代工业革命的知识保障。

　　当我们回头看一个朝代的兴衰，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所以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为后人提供镜鉴。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崛起的时代”，只有充分重视历史的智慧，充分汲取古人的经验，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不辜负历史的良机。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有《中国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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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动乱走向稳定，并且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的一个历史时期。盛世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等。就此而言，中国历史上曾有三个盛世。第一个是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昭帝、宣帝统治时期，大约130年；第二个是从唐太宗“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约120年；第三个是康雍乾盛世，从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长达134年。传统的观点认为，汉、唐才是真正的盛世，因为汉、唐的综合国力都达到了昌盛，而清朝已开始衰落。但我认为，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发展最好、最繁荣的时期，清朝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康雍乾时期是当之无愧的盛世？我们先看其经济水平。传统社会里，没有现代工业，衡量经济水平的标准是看农业，农业的发展就看粮食产量。康雍乾时期，我国人口已达3亿，也就是说，那时候我国农业生产的粮食能够养活3亿人。能够养活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经济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当时全世界也只有大约9亿人口，中国占了1/3，其余2/3分布在几十个国家里。那时候英国、法国都只有一两千万人，整个欧洲的人口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多。与中国其他朝代相比，汉朝人口5000万，唐朝人口最多不超过8000万，那时候的经济条件只能养活这么多人。城市的迅猛发展也是衡量经济水平的重要标志，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18世纪全世界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而中国就占了6个——所以，不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来看，康雍乾时期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

　　再看边疆治理。在康雍乾时期，边疆治理的成绩非常突出，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组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中国现在的版图。从清军入关到康熙前期，中国各地是各自为政的，长江以北由清政府管辖，长江以南最初归属南明政权，后来又发生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人的三藩之乱。台湾则完全由郑成功的后裔统治。北中国有强大的蒙古，且又分为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漠西蒙古，而漠西蒙古的势力最为强大，伊犁是其根据地，占有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北部新疆，连南部新疆的维吾尔族也在其管辖之内。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势力也非常强大，一直威胁中国的统一。俄国则入侵黑龙江，建造许多军事据点……面对这种种势力，清王朝多次出兵，逐渐使边疆地区完全隶属于清朝。到了乾隆年间，收复准噶尔与维吾尔部，终于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愿望。这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康雍乾时期，清朝在西藏、青海、新疆、蒙古等地进行了8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使中国实现统一，这是清朝最大的丰功伟绩。

　　在文化上，清朝也颇有建树。17—18世纪，中国完成了许多宏伟的文化工程，康熙时完成《全唐诗》《康熙字典》《律历渊源》《皇舆全览图》，雍正时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完成了《明史》《四库全书》《十三经石刻》等。其中《四库全书》是一项十分浩大的文化工程，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清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期，而且是中国历代皇朝发展的巅峰。但康雍乾时期既是盛世，又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尤其是乾隆朝，存在着许多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闭关锁国。清政府自认为天朝大国，不愿意与外国有经济接触。严禁渔船出海，如果需要出海，对船的大小有严格限制，一般不能带铁器，更不能多带粮食；如果已在国外，还限定两年必须回国，超期回国的将被没收财产、充军戍边。这无疑影响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对国民思想形成束缚，人们根本不了解外国情况，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发展状况。从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6%，而全欧洲占62%。

　　二是重农轻商。康雍乾时期，政府认为工商业不是社会经济的根本，因此抑制工商业发展。效益好的行业都被政府严格控制，更没有竞争机制。对外贸易交流、盐业生产等重要行业，只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商人才有资格经营，而一般商人赚的钱大部分要上交政府。清朝在思想观念上看不起商人，商人的地位很低。这与国外鼓励人们经商、鼓励航海完全不同。在西方国家，工商业者已经形成独立的强大力量，而中国的工商业者始终依附于政府。

　　三是禁锢思想。有清一代，思想禁锢前所未有，朝廷又大兴文字狱，文人议政、编写史书，常常引来灾祸。于是，人们噤若寒蝉，思想上得不到解放，也不敢有新的探索。文坛死气沉沉，偶尔有学者表达观点，也是用曲折隐晦的方式，这不利于思想的健康发展。而同一时期，法国百科全书派迅速发展，伏尔泰、罗素、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乃至欧洲人民的思想进步都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思想发展趋势上的差异，社会发展状况也出现天壤之别。

　　四是轻视科学。中国古代科学一度兴旺发达，但后来却停滞不前。科举考试只考四书五经，自然科学不在考试范围之内，自然科学就很难登大雅之堂。在乾隆时期，编辑《四库全书》时才猛然发现古代数学书已经失传。而这一时期，西方的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先后涌现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他们是西方社会近代工业革命的知识保障。

　　当我们回头看一个朝代的兴衰，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所以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为后人提供镜鉴。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崛起的时代”，只有充分重视历史的智慧，充分汲取古人的经验，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下，不辜负历史的良机。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有《中国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涓水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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