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已逝，侠客转行──四个中国调查记者的转型样本
序
他们约在北京朝外大街一家叫“湘味儿”的餐厅见面。这是一家装修略简陋的湘菜馆，小二楼，墙上挂着粉色和紫色的花卉画。
聚会共有四个人：一个在中德合作的网站任CEO；一个是拥有508万微博粉丝的公益人；第三个在中国五大互联网公司之一做新媒体中心总监；还有一个在刚上线的新媒体任执行总裁。他们都来自湖南、生于1980年前后，并曾是这片大陆上名声雀跃的调查记者。因为经常“扒”家乡湖南的“粪”，搅得湖南官场鸡飞狗跳，四人一度被冠以“湖南四害”的称号。他们是罗昌平、邓飞、龙志和欧阳洪亮。
在纸媒无限风光的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四人凭借天赋和努力从不知名的湖南乡镇来到北京、广州，在发行量过百万的报章上纪录下社会变革中的轻狂、无序、残忍及贪婪。
他们是那个时代调查记者的缩影，热情、勇敢、吃苦耐劳，可以整夜整夜地聊选题、谈报导，也会为了采访进到深山中迷了路，或跑去省纪委书记的办公室里质问对方“是不是在包庇”。他们是这片大陆有史以来最接近“无冕之王”称号的记者群体，揭露矿难、调查贪腐、报导黑监狱，写过撼动时代的报导，亦尝过一呼百应的滋味。
而在时代的起伏蜿蜒里，四人都先后变换轨道，或彻底离开，或去往新媒体开拓疆域。曾经的声名变成新航道的垫脚石，“湖南四害”的称号随着纸媒时代的分崩离析消散于江湖。
2015年7月27日晚，已过而立之年的四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前吃他们最爱的干锅鱼。酒精炉在铁锅下燃着蓝色的火焰，干锅鱼发出滋滋的声响，浮起淡淡的白色热气。
这是一个在他们生命中重复出现的场景，只是江湖已逝，侠客们都转行了。
出湖“我们湖南有些话，把出去叫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慢慢地出湖就演化为出息，我们祖辈说你这个人有没有出湖，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出息。”欧阳洪亮说，能走出洞庭湖的人，就是有出息的人。
欧阳洪亮身材瘦削，浓眉、高鼻梁、尖下巴，衣著颇时髦，骑拉风的摩托车。罗昌平说，洪亮在学校里很受女孩子欢迎。
1979年，欧阳洪亮生于湖南娄底的一个小乡村。他父亲是一名石匠，时常主持村里的红白喜事。村民们遇到纠纷，“找村干部没什么用的”，常常会去找欧阳洪亮的父亲解决，“他把事情很公平地调和好。”这种朴素的公平正义是欧阳洪亮心里的一根标尺。
他对“大官”的印象来自“老乡”曾国藩，这位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建立起足以摧毁太平天国的“湘军”。欧阳洪亮记得，从老家娄底到南岳要路过曾国藩的老家，“很远就能看到那个房子，车子开了很久了还能看到那个房子。”
“湖南人关心政治，可能跟毛泽东、曾国藩有点关系。”罗昌平练达，健谈。他个头不高，肤色较深，圆眼方脸，“很多人认为当官是人生最大的成就，然后就是商人。记者是仅次于官员，最接近权力中心的，同时又能作为一个观察者。”
这种说法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据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在2014年发表的《调查记者的职业忠诚度及影响因素》，整个中国大陆湖南籍的调查记者最多，约占总人数的14％。
1996年，18岁的邓飞在填报志愿时废弃了原本想读的贸易专业，转而学习新闻。因为爸爸的一个朋友说：“做记者有尊严，是个好职业。”
欧阳洪亮至今还记得第一眼看到邓飞的样子，“眉毛很浓，目光很敏锐。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才开始说话。这是他的习惯。”邓飞待人接物都显得很松弛，一副尽在把握的架势，和罗昌平一样，他对时代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媒体步入市场化进程，原本靠政府养活的各类党报纷纷被赶去市场里赚钱，与此同时，商业性报纸在各大城市迅速兴起，一边争夺话语权，一边抢食广告市场。1991年，发行量仅13.8万份的《深圳特区报》以3000万元人民币的广告收入打败了发行量172万份的全国性报纸《工人日报》，后者的广告收入仅有1000万。
市场的巨大潜力催生了更多的报纸。1993年底，中国的报纸总数从1991年的1500多家上升至1993年的2039家。同年，创刊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发行量突破100万。
1996年，邓飞入读湖南大学新闻系时，《南方周末》完成了第二次扩版──从对开8版扩大为对开16版。
隶属于广东省委机关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中国报纸走向市场化的先驱，其旗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导》等报纸曾以高度市场化、敢言和优秀的写作领跑这片大陆的报业。
2002年，美国《纽约时报》将《南方周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当时中国共有2137种报纸，总印数超过367亿份。报纸成为仅次于电视台的最赚钱的媒体，广告经营额达188亿元。仅一年后，这个数据突破200亿。彼时网络媒体的广告营业额约为10亿。
繁荣的市场亦催生出庞大的人力需求。2002年，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专业大二学生龙志进入湖南省株洲市委机关报《株洲日报》，破格转正。他记得那两年株洲报社大规模地招聘刚毕业的大学生。
龙志生得壮实，戴眼镜，长年顶一个棒球帽。他低调沉默，声音沙哑，像是从一口瓮中传出来的。“他不会太多地跟人去打交道，他也不喜欢。”邓飞说，“但是他内心里面特别秀。”
2002年，24岁的邓飞已是湖南《今日女报》的首席记者，并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三篇调查报导。“那个时候《南方周末》名声很大。”邓飞说，《南方周末》的编辑会从各个省挑最好的记者过去，“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去《南方周末》。”
出湖──在年轻记者邓飞看来，是证明实力的一种方式。他出生于湖南沅江市的一个小乡镇，幼时被寄养在农村的爷爷家。80年代的中国乡村，邓飞能读到的书只有武侠小说和故事会，那些故事在他心中种下了行侠仗义的情怀，他向往更大的江湖。
彼时20岁的罗昌平在湖南省电力厅一家专业电力杂志工作。中专读水利水电工程的罗昌平最初想做一名报纸副刊的主编，写写“文艺中老年的散文诗歌”，直到他发现做新闻“不光带来迷恋文字的快乐，还有很大的影响力”。2001年，罗昌平辞去工作，去北京的《中国商报》做记者。他成为“湖南四害”中第一个“出湖”的人。
2003年，邓飞没有加入自己一直向往的《南方周末》而选择了当时尚无名气的香港《凤凰周刊》，他相信这本香港血统的杂志将给他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的判断在日后得到了印证。
2003年，发生了一件令龙志印象深刻的事。《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导在广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被警察送到收容站，遭殴打致死。这是中国调查报导黄金时代的开山之作，它让21岁的龙志热血沸腾。
“这个事情太大了，全国开始关停收容站，改成救助站。”看完这篇报导，龙志跑去株洲的收容站，他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粉刷墙上的血迹，收容站的牌子也拿下来了，“我觉得这才是调查报导。”
2005年，23岁的龙志发表《张衡生之死》。精神病人张衡生在国道边被撞断腿，当地居民多次报案求助，无人受理，张衡生最终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报导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热议。龙志接到了邓飞的电话，邓飞说：“我跟你的轨迹是一样的，你必须离开湖南。”
龙志并不是没有想过出湖。彼时他在湖南省发行量最大的《潇湘晨报》特稿部做记者，却渐渐感觉到平台的狭小。“做调查报导是有瘾的，走上这条不归路，你就做不了其他稿。”龙志说，“刚开始你监督的是一个小部门，后来你监督越来越高的部门，这个时候报社的抗压性就没那么好。”
历经数次稿子在印发前被撤换的沮丧后，2005年，龙志收拾行囊南下广州，加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报导组。
同一年，龙志在《潇湘晨报》的同事欧阳洪亮接到罗昌平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彼时，23岁的罗昌平在《新京报》深度报导部做主编，他邀请欧阳洪亮来《新京报》做记者。
至此，“湖南四害”全员出湖。
多年以后，邓飞对罗昌平说：“我们这帮人都是被湖南淘汰的。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那个平台已经承载不了我们这样的人。”
罗昌平对此感触颇深：“我们四人一样的出身、一样在省城奋斗，很快就顶到天花板。然后我们迅速做了选择，去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刚好也赶上一个大的风口。”
他们即将乘着那个风口大展拳脚。
当邓飞2003年加入《凤凰周刊》时，这本隶属于凤凰卫视的杂志刚创刊三年，在国内的知名度尚未完全打开。“但她拥有制度文明，我会得到更多的自由空间。”邓飞说。后来，《凤凰周刊》的平台成为他统领调查记者江湖的原动力。
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分别下发文件，封杀“异地监督”和“跨行业监督”。身为境外媒体的邓飞因为没有采访权限，遇到重重阻力。他于是组建了QQ群“小刀”，将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吸纳进来。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记者帮助他掩饰身份、提供线索。
容量为200人的小刀群很快满员，邓飞另开了“蓝衣”群，不久就达到500人的上限。
在各地报社茁壮发展的背景下，调查报导作为提高美誉度的新闻产品得到了一致重视。每当有突发事件或重大新闻发生时，一个人在群里吼一声，全国各地的记者便会迅速集结在事发地，完成线上到线下的无缝对接。
“大家都很有干劲。”龙志回忆道。蓝衣群让他感到调查记者群体蕴含的巨大能量，“消息对接、要谁的电话，都能在群里找到。”
“（我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欧阳洪亮回忆道，“就像一群江湖武士到处游荡，经常在同一个题材碰到一起。”
任职《凤凰周刊》的邓飞感受到了身份的优越性。当内地报社遭遇禁令或迫于压力不敢曝光一些新闻时，蓝衣群里的记者就会把新闻线索、采访内容交给邓飞。“结果我就迅速收获红利，这是我的第一桶金。”
“邓飞就是一个抽水泵。”龙志说，“我把朋友介绍给他，下一秒这个人就变成邓飞的资源，跟邓飞去合作了。”
他常常会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组织蓝衣群记者的聚会，一个饭局就有60多个人参加。这些人在日后成为邓飞事业版图的人脉基石。
在这一时期，湖南四害分别做了大量针对湖南的调查报导。以2006至2007年为例，罗昌平和龙志对“郴州官场地震”（2006年，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查，引起多米诺效应，波及当地上百位涉及贪腐的官商）进行了持续报导；欧阳洪亮发表《湘中第一黑帮》，还原湖南新化县黑帮老大刘俊勇从贩毒、组织卖淫到开设赌场的地下经济脉络；邓飞的《湘西州长的北京一夜》则揭露了湖南湘西州州长杜崇烟涉嫌性丑闻。
“好的题材基本上我们这帮人就消化掉了。如果时间对不上或我们对这个题材不感兴趣，蓝衣群也会把它消化掉。”罗昌平回忆道，“所以湖南不会有被捂下来的新闻，一定有通道把它给报出来。”
“湖南四害”的称号逐渐在江湖上兴起。2007年，邓飞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号，“应该是宣传部的人去告状，说我们湖南有四个害虫，不停写自己家乡。”
这是一个并不紧密的四人组合。“相互成就，相互借助。”邓飞如此概括。他们有时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吃饭、打麻将，也会喝酒、聊聊情伤。更多时候，他们穿行在这片大陆的曲径深幽处，揭贪腐、曝黑幕，凭借一篇篇扎实的调查报导，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收获了社会和经济地位。
2007年，罗昌平和欧阳洪亮相继入职《财经》。《财经》被《金融时报》誉为“中国最受尊崇的财经刊物”，发行量一度超过30万。罗昌平在《财经》操作了一系列重磅调查报导，包括上海社保案、药监局腐败案以及瓮安群体性事件。
“骨子里头喜欢做这个。”罗昌平说。他特别认同一个朋友对他的评价，“每次发一个很敏感的报导，就是丢了一个石头在池塘里头，然后坐在边上看热闹。”
这些丢进池塘里的“石头”为罗昌平奠定了业界地位，并带来宽松的经济环境。“家里小时候穷，所以我工作勤奋，收入还算可以。”罗昌平如今在北京有两套房，一套在二环边上，一套在城市北边，有个60多平方米的院子。
“好多方面我是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罗昌平说。2009年，年仅29岁的他升任《财经》副主编。
“昌平属于政治敏感性很强的人，他会有很多沉默的事情在心里。”龙志说，“我们四个人当中，你最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的就是昌平。”邓飞的评价则更加简洁：“昌平专注，他快。”
和其他三位相比，欧阳洪亮的职业生涯稍显滞后。“洪亮比较大大咧咧，可以浪费可以留白。”邓飞说。
2009年，欧阳洪亮迎来记者生涯的高峰。他发表封面报导《器官何来》和《央视大火“烧出”工程腐败，审计署介入》，名声大噪。前者揭露贵州省兴义市“杀人盗器官”案，后者直指央视高层渎职和腐败。
2010年，大陆南端的广州，龙志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北京截访“黑监狱”安元鼎调查》，揭露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黑监狱”，关押上访者。
彼时龙志已是《南方都市报》最知名的记者之一，拿了三、四座《南方都市报》年度大奖。“同行、内部记者对你的尊敬，那时候你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
“龙志是一个韬光养晦的人。他比较低调，但他是一个做事情的人。”欧阳洪亮说。
龙志享受到纸媒为数不多的好时光。2010年8月，世界报业与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2010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南方都市报》以140万份的发行量入驻榜单第30位。2009至2010年度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
龙志记得，他当时打算花一年时间调查安元鼎，他在北京双井租了公寓，“没考虑成本，什么都报销。”
2010年，享誉大江南北的《南方都市报》和它的同行们遭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微博，它们至今未找到反击的方法。
2009年，新浪推出微博内测版。“微博”迅速问鼎当年流行词，并在第二年以惊人的速度聚拢了超过一亿的注册用户。
各大传统门户网站腾讯、网易、搜狐纷纷加入战局。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增至1.95亿。猝不及防的传统媒体发现，野心勃勃的社交媒体彻底改变了整个传媒行业的生态。
没有人再守着报纸等待“大新闻”了，微博已成为热点事件曝光的主要平台和舆论源头。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2011年通过网络曝光的热点事件接近三分之二，重大突发事件在事发当天发酵的超过半数。
关于微博的实力，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当你的粉丝超过100，你就好像是一本内刊；超过1000，你就是布告栏；超过1万，你就像一本杂志；超过10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1000万，你就是电视台。
邓飞在一次事件中见识到了微博的实力。
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房主钟家三人被烧成重伤，其中一人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宜黄县领导带数十人在机场拦截打算上访钟家两姐妹，两人躲进机场厕所向记者求救。
邓飞在微博上直播姐妹俩向记者求救的全过程，引发全民转发和讨论，最终导致宜黄县县委书记、县长等一干官员落马。这是新浪微博史上第一起公共事件，被称为“宜黄事件”。
“宜黄事件”颠覆了邓飞的世界观。“调查记者是发现和分析问题，试图找到解决方案。至于解决问题，我们没有能力去做。”邓飞说，“但有了微博、微信之后，我们就有了资源，有了人有了钱，我就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邓飞看来，单单做一名调查记者，已经远远不够了。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也对职业生涯心生犹疑。
2005年，龙志在《南方都市报》拿到第一篇稿费8000多元，那是他在《潇湘晨报》两个月的工资、《株洲晚报》四个月的工资。
“太好了。我在这个地方会干到退休的。”龙志当时想。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对调查报导失去兴趣，“我觉得一直在重复。一夜之间不想做了，觉得没意思。”
这种重复感来源于现实的无数次循环。矿难、贪腐、群体事件……调查记者在这些频繁发生的事件中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不断重复的事件以刺眼的姿态提醒调查记者，他们的报导并未能改变这个世界。
“有时候想想你做的东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你觉得现在能改变吗？”罗昌平说。
2011年，《南方都市报》深度报导部主任陆晖、喻晨相继离职，龙志接任深度部副主任。“那时候环境已经蛮差了，还没去，禁令来了。到现场，禁令来了，里面有记者的名字，要求记者撤出。”
除了政治环境的变化，传播环境也在急速恶化。
2012年，当王立军事件（2012年2月6日，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私自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这件事为薄熙来受贿贪污案埋下了导火索）在微博上急速发酵、传播后，罗昌平意识到，“传统媒体已经无关紧要了，微博微信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真正高层人物跟老百姓同时看到一个大事情。”
龙志也感觉到了作为纸媒的滞后。微博的高速传播扼杀了绝大多数独家、猛料，“你派出记者写的东西，和网上的没多大区别。”
2011年，龙志入选财经奖学金班，在北京大学脱产三个月读书，班里有很多调查记者，包括王雷──他曾写出令青年龙志钦羡不已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开启了中国调查报导的黄金时代。龙志发现，好多同学在这三个月里另谋下家，时任《云南信息报》副总编的王雷就在此时敲定跳槽至腾讯，任微博运营中心总监。
“我以前觉得去网站都是很low的人。网站就是把我们的文章复制粘贴，起个耸人听闻的标题。”龙志说。这个想法在他入行的第十个年头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对我们冲击蛮大，就想看看互联网到底有多大力量。”
2012年，龙志跳槽到网易做原创内容总监。
那一年12月，存活了近80年的美国《新闻周刊》发行了最后一期杂志。2013年，《时代》杂志宣布停止发行印刷版。2014年，中国报纸总体销售量下滑三成，超过30家纸媒停刊或破产。
“每一个行业都呈现出衰败的气象，但媒体人是唱得最多的。媒体人唱衰媒体是一个主流的声音，导致行业内弥漫着过度悲观的状态。”罗昌平说。
据张志安2011年发布的《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调查》，四成的调查记者打算转行，三成不确定，只有13％的人愿意继续从事调查报导工作。
“做新闻一个是记录历史，一个是影响现在。”罗昌平说。
当这两样东西都不复存在时，一些人在其他领域找到了久违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2011年3月，邓飞在微博上发起“免费午餐”活动，倡议每天捐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蓝衣群建立的人脉在此时大显身手，“免费午餐”项目得到众多拥有职业口碑的调查记者的转发、宣传，迅速在互联网上建立起美誉度。
据免费午餐官方数据，截止2011年9月，该项目在5个多月募集到1690余万元，为77所学校的一万多个孩子提供了免费午餐。
“它（解决问题）本来不是我的工作，微博微信给了我这个桥，我就跳过去了，没有一点纠结。”邓飞说，“我每次跳起来后发现，很多人跟着我跳起来了，我就顺势而为了。”
顺着这个“势”，邓飞走得飞快。在“免费午餐”之后，他又创办了“微博打拐”、“e农计划”等13个公益项目。转型之后的邓飞收获了比此前做调查报导更多的关注，亦跻身名人圈。在微博上和商界大佬开玩笑，晒出明星们参加他公益项目的合影，并频频出现在各类活动、讲座上，宣传自己的项目。“潮流推着你往前走。”邓飞说。
“邓飞就是那种大哥型的。”欧阳洪亮说。四人聚在一起时，“邓飞是绝对的中心，”罗昌平说，邓飞每去一个地方，人还没到，聚会的摊子就已经攒起来了。
邓飞并非唯一一个转型做公益的调查记者。2011年，曾揭露山西疫苗致伤、致死儿童的王克勤创办“大爱清尘”基金会，救助患尘肺病的农民工；曾曝光山西官煤勾结、瞒报山体滑坡死亡人数的孙春龙创办“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为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提供物质援助和精神抚慰。
“记者玩微博带来了角色方面的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干预，就是想影响现在。它有巨大的诱惑力，很多人都希望去做这么一件事。”罗昌平说。
2012年，“湖南四害”分别迈入了不同的人生阶段。邓飞彻底转型为一名公益人，龙志在网易做原创内容总监，欧阳洪亮仍在《财经》做一线记者，而他们三人的朋友罗昌平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用两个小时写了三条微博：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勾结商人等。
像是投入水中的泡腾片，这件事在线上线下、圈里圈外翻腾起无数惊诧、喝彩和质疑。
当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刘铁男之后，他接到另外三位打来的电话。欧阳洪亮表达了对罗昌平处境的担忧，龙志鼓励罗昌平将举报的心路历程在网易上发表，邓飞则说：“我认识的昌平不会那么不计代价，他肯定能打赢，刘铁男死定了。”
尽管一些声音认为，罗昌平不该以新闻人的身份进行举报，记者的本职工作是用调查报导来影响社会，并非自己成为新闻的主角，但它却是新闻人罗昌平名声登顶的瞬间。
“在举报之前，我的名气在业界。举报之后在整个社会层面。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全球大概有五个亿知道你的名字。”罗昌平说。
2013年5月，刘铁男被立案调查。同年底，罗昌平离职《财经》。
罗昌平是有百分之两百的把握击倒刘铁男的。在举报之前，他想过自己“会收获到名”，但这份名声却抹杀掉了他作为调查记者的一部份，后来人们提到罗昌平时，鲜少介绍他曾做过的重磅报导，“曾实名举报刘铁男”──变成罗昌平身上最醒目的符号，“你原来做的好多事情都不那么重要了。”
2014年11月8日，罗昌平在职业生涯的第十五个记者节当天宣布作别记者身份，出任优恪网CEO。
“我真没太多选择了。”罗昌平说，“从道义上大家都认可你，但要跟你成为商业伙伴很多人是忌讳的。他认为你是个高度政治化的人。”
不过，优恪网并非一个委曲求全的选择。这家同德国合作的网站发布食品、母婴、电子等共六大领域的消费品质检报告，完美贴合了罗昌平正直、公义的形象。据罗昌平的一个朋友说，“待遇应该不菲”。
新闻人离职创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罗昌平在转型做CEO之前两年，就入读了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他随后介绍了课程给邓飞和龙志，他们也先后入读。用罗昌平的话说，“媒体人读商学院的不多，但转型需要开拓眼界。”
2014年，一篇名为《那些年离职创业的主编们》的文章在媒体圈内流传。原《凤凰周刊》的主编黄章晋离职创办了自媒体“大象公会”；《南方周末》头版编辑创办了投资者的社交网络“雪球”；《21世纪经济报导》新闻总监左志坚创办阅读社交平台“拇指阅读”……
无论是离开还是留下，这一代新闻人都不得不面临转型。
2012年，调查记者龙志转去网易做原创内容总监时，他对网络新闻的理解就是“复制粘贴”。入职的第一个月，龙志在办公室里一句话也没说。“不懂，就听，一言不发。”
他很快摸到了门道，并体验到传统纸媒所没有的便捷。“写的东西可以发出来，而且更有成就感，写了之后马上有反馈，而且形式更多元、更酷。”龙志说。
“你看他不做声，他其实对新的技术非常敏锐。”邓飞这样评价龙志。
2014年3月8日凌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MH370号飞机失踪。龙志在第一天派记者到现场，搭建直播平台。“当天晚上我们记者到现场，早上就发了特稿回来，什么都抢在前面。”龙志说，“我的老东家南都还在报导发生事故时，我们已经进到下一个阶段了。”
网易对马来西亚民航局的新闻发布会进行了直播。“同时有六百万人在线，服务器崩溃了七次。以前的老同事就在宾馆刷我们的直播写稿子。”龙志在互联网找回了对新闻的热情，那是一种“兴奋感、现场感”。
与此同时，仍旧徘徊在一线的欧阳洪亮亦得到一个转型的机会──出任无界传媒的执行总裁。“就像你辛苦做了很多事情，有一个会收到一个回报、一个礼物。”龙志说。
无界传媒是由《财经》杂志母公司财讯集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阿里巴巴集团三方联手创建的新媒体机构，首期投资上亿。2015年9月16日，无界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欧阳洪亮撰写的发刊词《靶心在哪里》在微信朋友圈被刷屏。
“如今，参加最多的，是转型媒体人的聚会。有的人年薪百万，有的人创业了。除了歌楼酒肆把盏聚会时的慨叹，还有谁记得旧时豪情？”欧阳洪亮在发刊词里说，“无界面临的，是媒体的转型塌陷期，是一个巨大的坑，也是媒体发展的巨大机遇期。”
尾声2015年7月27日晚，“湖南四害”在湘味儿餐厅吃完饭，到三里屯为本篇报导拍照。
8点多，天空突然下起暴雨。为了寻找合适的拍摄地点，四人在湿漉漉的马路上奔跑、穿过快速挥动雨刷的车流。没有人打伞，也并不在乎浸湿了的鞋底和裤脚，他们像四个刚“出湖”的年轻人，凑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玩笑。
拍摄结束后，他们互道再见。身后的繁华正在雨夜中用力释放出流光溢彩，但他们看向前方模糊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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