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社会祭祀文化的集中体现

　　论及晋祠的文化特色，可从现存祠庙、碑刻和历史文献的研究中加以评说。在清末刘大鹏编撰的《晋祠志》里记述，光绪年间在悬瓮山麓南北延袤三里、东西不过半里的晋祠镇竟建有各种祠宇亭榭百余座。这些琳琅满目的建筑虽为历代建造，但专事祭祀的祠庙便多达五、六十座，就连塑像、壁画和碑刻也都围绕着祭祀这个主题。而且把对祖先、圣贤和名人的尊崇纪念与对自然神灵祭祀崇拜的祠庙集中建造在同一处，祭天，祭地，祭人，祭物，祭神灵，包容如此之广，规模如此之大，形式如此之多，在我国实属罕见。其中祭祀年代最久远的宗主是西周初期的晋国始祖唐叔虞，而修葺、扩建和重建年代最近的祠庙又在晚清。同一处祠庙和碑刻所蕴含的祭祀文化囊括了上自西周下至清末的各个历史时期，贯穿的时空跨度达三千年之久。如今像晋祠这样的文化遗产在我国也仅此一例，堪称古代社会祭祀文化的缩影。

　　祭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特殊现象，由来已久，渊源至深。同世界各原始民族一样，中国的先民也经过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与神灵崇拜的阶段。但是把这些原始崇拜通过祠庙与社稷的祭祀活动固定下来，纳入国家礼仪典范强制克守，却是中国的独创。尤其西周初期的宗庙祭祀已经成为宗法制度的第一要务，为了治国安邦，维护统治秩序，随之又将各种行为加以规范，融入了儒家的礼治思想，形成非常严密完整的制度化的礼仪，即礼仪制度，在西周以后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长期保存下来，对于我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晋祠的祭祀文化特色正是对我国古代社会祭祀文化的集中体现。《晋祠志卷第七.祭赛》曾经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当时晋祠祭祀活动的盛况：“晋祠神庙虽多，而列入祀典奉常有司岁时飨者，惟圣母庙、唐叔虞祠、水母庙、王恭襄公祠而已。”“每届祭期正若思之念，貌仰如在之神。列黍稷而馨感明灵，奏合乐而声闻霄汉。由是丁男子妇，攘往熙来，壤叟衢童，趋前逐后，献酒、献帛、献牲之众，不一其人。夫晋阳胜景，全在晋祠，更兼四时景色，极其鲜妍。非但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必于此而放浪其形骸，即诸贫穷亦多解质借兑，扶老携幼，竟日嬉游，从古而然，至今不改也。”每年春夏秋冬四时晋祠均有祭祀，香火不绝。祭祀的神灵、祖先和圣贤有玉帝、日月、文昌、东狱、山神、台骀神、水母、河神、井神、龙神、土地神、财神、苗裔神、五谷神、药王、圣母、唐侯、至圣孔子、晋圣孟子、老子、关帝、公输子、王恭襄公、晋水七贤等数十种，宛如神祗的世界。正所谓“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氤氲，地望之重，他莫敢比矣！”

　　晋祠的祭祀如此频繁兴盛，与晋阳古城的命运和宗教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晋阳古城“乃霸府所在”，因其地理位置特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它“北扼幽燕，南瞰中原”，“紧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巨镇，非贤莫居。”在中国古代史上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大都发生在这个舞台。深受战火涂炭和天灾袭扰的晋阳公子王孙和官宦庶民，比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人都更加期盼求吉纳福，安土重迁。而久负盛名的晋祠距晋阳古城仅有十里之遥，风景秀美，清旷静谧，超然世外而独居，处处透着灵气，实为寄情山水、祭祖尊神的理想所在。

　　况且隋唐以来佛教开始世俗化，儒释道思想逐渐融合在一起，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祭祀文化的发展，也使祭祀文化融入了宗教的色彩。这一时期忻、并、汾三州地区以五台山佛教圣地为中心盛兴佛事，也使晋祠的祭祀文化深受影响。特别是悬瓮山两侧自北魏大规模凿建天龙山佛教石窟和唐宋始建龙山道教石窟后，晋祠祠内便广修寺庙道观，兴起宗教祭祀，与传统的吉礼活动相辅相成，才有了经久不衰的祠庙祭祀之举。

　　在晋祠的祭祀文化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天圣至景佑年间本因唐叔虞祠而闻名于世的晋祠，却在宗祠原址大兴土木建造了圣母殿，将叔虞祠偏安于北侧配殿位置，自此从根本上改变了晋祠祭祀晋国始祖的主题。

　　按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唐叔虞祠最初就在今圣母殿的位置。北宋赵昌言《新修晋祠碑铭并序》也印证了叔虞祠的方位。另从圣母殿两侧现存的千年周柏分析，唐叔虞的宗庙似乎也应始建在周代。因为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寓意长生不老的苍松翠柏依山傍水只栽植于宗庙、佛寺和道观庭院。而周代尚无佛教和道教建筑，那么周柏的存在而且分列大殿两侧栽植，说明这里极有可能是始建唐叔虞宗庙的位置所在。

　　宋太平兴国四年太宗赵光义命“毁晋阳城，改置平晋县，以榆次为并州”。太平兴国七年又移并州治于唐明监（今太原市庙前街一带），由政治军事中心降为紧州，专司军事，领河东路经略。目的在于根除这一“龙兴之地”和“霸府所在”，从源头上防止再度发生动乱，形成藩镇割据。这完全符合北宋建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晋祠渐渐淡化晋始祖唐叔虞的祭祀之礼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政治的需要。当时晋祠离并州城已有四十余里，地处偏远，祭祀也不如往昔方便。而在晋祠结庐而居的民众却有感于晋水赐给的恩惠，更崇拜晋泉神水源源不绝绵亘千年的灵性，于是基于对阴阳五行中水、女同属阴、同样能够延续着生命的认识，把水神想象成女郎、水母和圣母。及至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至1032年）并州遭到大旱，祈雨者甚众，遂将女郎与唐叔虞合祠祀奉，殿名女郎祠。同时将唐叔虞改封汾东王，并在其始封地翼城重新修建了祭祀唐叔虞的宗庙。晋祠的女郎祠“一祀晋水之神，一祀晋始封之君，后人或以加封圣母，题为叔姜。”此后敬水神、祈雨和求子的民间祭祀日盛。唐叔虞祠几经重修和改建，最终竟被改成了圣母殿。至今虽无史料表明圣母殿为宋仁宗诏令敕建，但唐叔虞祠在晋祠受到赵宋王朝冷落却是事实。到宋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时殿内所奉主神不仅完全变成了圣母，而且还彩塑了数十尊侍女像。辅以大殿前鱼沼飞梁、金人台、赤桥等建造，延伸和强化了建筑群的主轴线，更加突出了圣母殿巍峨壮观，把对圣母邑姜的奉祀推动了至尊的地位。从此晋祠的祭祀主题由宗庙祭祀改为对水神的祭祀。圣母也因传说祈雨屡应，泽惠民生，故累年奉祀不衰。乃至后人大都只知圣母，不知叔虞，丢了三晋之根。晋祠也因此似乎由西周初期至今三千多年的历史缩短为宋、元以来的一千多年。不过倘若我们换个角度观察思考，这种民间祭祀融于风景秀丽的山水园林环境，与旅游观赏结合在一起，无疑会使晋祠的祭祀文化变得更加贴近民众，更加丰富多彩。

　　祠庙建筑作为祭祀文化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中所以能够代代相传，得以延续，而且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仅次于帝王宫殿和大型佛寺道观，正因为统治阶级对宗法制度和礼治思想的政治需要，并极力推崇这类礼制建筑的结果。晋祠便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它的存在自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