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翎队纪念馆（局部）

　　宋辽古地道内部结构（局部）

　　白洋淀风光

　　雄安新区所辖区域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考古资料表明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以“容城三贤”为代表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宋辽榷场”为特色的商业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以“雁翎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及以各类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准确把握雄安地区历史文化的定位，梳理、总结、归纳其特色，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利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一

　　燕赵文化不仅孕育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同时也不断涵养、提升着雄安地域历史文化的层次。雄安地域历史文化植根于燕赵文化，和燕赵文化一脉相承。

　　燕赵文化是雄安地域文化得以生成、发展并不断升华的母体。从地缘上来看，雄安地区属于燕赵文化圈的史实是一贯的，从未间断。目前已知的雄安地区商周时期遗存20余处，且有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现。春秋时期，雄安地区为燕国之辖境，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97年）受山戎侵逼，燕桓侯曾迁都临易（今容城县城东14公里的晾马台乡南阳村）。战国时期，赵国灭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区为“燕南赵北”的基本格局。燕南古长城不仅是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同时也是燕赵文化的融合之所。这里具有刚介慷慨、质朴劲勇的人文气质和仗义任侠、轻生尚义的社会风气。《图经》称：“风土多寒士，轻生而尚义，有荆轲之遗风。”大文豪苏东坡也说，此地“自古多英杰，劲勇而沉静”。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收复瓦桥关，并在此设立雄州，下辖归义（今雄县）、容城二县。北宋时期，以白沟河为界与辽国对峙，出于军事需要，仍在此设置雄州。后周、北宋时期，是雄安地域文化继战国之后又一次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契丹雄踞北方，掌控燕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北宋为巩固北部边防，采用六宅使何承矩的建议，从雄州边境开河引易水向东，沿边境注入渤海，东西三百余里，南北六七十里，沿河开辟湖泊，修筑堤坝蓄水，形成大面积水田，以遏制辽国的骑兵。这一措施不仅有效地阻止了辽国骑兵南下，而且在关隘以南播种水稻，沿河种植桑枣，对于雄州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北宋还在雄州构筑了结构复杂、功能齐全，被称为“地下长城”的边关古地道。金泰和八年（1208年），析容城县置渥城县，并将安州的治所移到渥城，同时割容城县属安州，造成雄安区域分属于雄州和安州。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畿辅地区。明洪武七年（1374年），降雄州为雄县，说明这一地区的军事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文化上，由于受到京都文化的辐射和滋养，却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燕赵文化的阶段性特点就是畿辅文化，慷慨悲歌的燕赵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为精忠报国、勇于牺牲的精神，在雄安地区表现得十分突出。可以说，雄安地域文化的转型和燕赵文化的转型是同步的。燕赵文化不仅孕育了雄安地域历史文化，同时也不断涵养着雄安地域历史文化。雄安地域历史文化植根于燕赵文化，和燕赵文化一脉相承。

　　二

　　元明清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由于雄安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其地域文化中受京都文化影响较大。

　　元明清时期，雄县、容城、安州都属于保定路、保定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地区之一，因此受京都文化影响也最深。清朝康熙年间曾于白洋淀兴建了圈头、赵北口、端村、郭里口四大行宫，行宫楼阁水影，葱翠环抱，华贵优雅。康熙、乾隆曾多次到行宫驻跸，留下许多赞美白洋淀风光的诗篇。盛行京都的昆弋腔流散到白洋淀地区，成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这一时期，雄安地区成为畿辅文化的核心区。以教育为例，清代河北地区县级书院共计136个，其中保定府最多有22个，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均建有县一级的县学和书院。渥城书院、正学书院、葛乡别塾、静修书院被称为白洋淀四大书院。除书院外，乡间私塾教育也得到发展，如清代容城县80多个村庄中，就建有102座私塾。据不完全统计，元代以前，雄安地区留下著作的只有唐代的冀重和宋代的赵珣。元代雄安地区有著名学者刘因和俞皋。明清时期，雄安文名更盛，留下著作的学者多达40余位。这一时期，雄安地区还涌现出很多进士，如明朝雄县人刘观，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袁宗儒，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清代安州“陈氏三进士”：陈德荣、陈德正和陈德华。正是由于畿辅文化的滋养，使雄安地区性缓尚儒、略少文华的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逐渐形成颇知向学、士类渐众的局面。以刘因、杨继盛、孙奇逢为代表的“容城三贤”，是京都文化辐射圈内的畿辅文化得到滋养、发展的标志。刘因是“元初三大儒”之一，在理学、文学、史学等方面成绩斐然，并且和他个人的志趣、品格、操守、风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名重朝野的著名学者。杨继盛不畏权势，上书“十罪五奸”状告奸臣严嵩，结果被捕入狱。在狱中，杨继盛受尽酷刑，仍威武不屈，临刑前留下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清代纪晓岚、刘墉、翁同龢等都在杨继盛遗嘱写本上题跋，可见他们对杨继盛推崇之至。

　　革命先烈李大钊更是将杨继盛的名联改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和杨继盛这两位燕赵圣贤，同样慷慨就义、以身殉道，其精神可谓古今辉映、一脉相承。孙奇逢以“直指孔子”与“躬行实践”并举，创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实践性“新理学”，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孙奇逢门人弟子遍及天下，清初北方学术界受其影响极深，其著名的弟子有汤斌、魏一鳌、王余佑、申涵光、杜越等。史书中将“容城三贤”和“眉山三苏”相提并论，并称雄安地区“读书有种、道义有流”，足见其影响之大，还应重视的是明末清初在白洋淀南蠡县、博野产生的著名的颜李学派，创立和践行“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孙奇逢的理念相通，传承了燕赵文化中厚重朴实、求实力行的精神，成为畿辅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同属于环白洋淀文化圈。

　　元明清时期，随着北京成为首都，雄安地区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畿辅屏障”的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师的桥头堡。雄安地区三县在明代时，都曾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如雄县全城取“T”形，城墙皆按此形来建设，四面都建有城墙，有正南、正西、正北三座城门，城门处都建有城楼，下为城台，上做重楼。全城城河，自西城流入，围绕全城四周挖成护城河，十分完整。安州城经明代万历中期以三合土为基，以大青砖修筑，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兵部尚书陈德华，离职回籍，自请效力修葺该城，未竟，命侄陈筠代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修，内土外砖，四门有瓮城。

　　三

　　雄安地区历史上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界地带，因此雄安历史文化始终具有开放包容的胸怀，既接受内地移民亦兼采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