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中国文明的诞生

　　在传统的观念中，中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所谓的四裔，都曾经是蛮荒之地。

　　越国虽在战国时期武力显赫，但越人断发文身，在中原人士眼中并不开化，或者说是没有“礼”的。若非考古发掘，谁能想到四五千年前的长江下游是极为耀眼的文明重镇。

　　长江中游被视作南蛮之地，但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都曾独树一帜。

　　在考古发现面前，过去的中原中心说受到极大冲击。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中国文明诞生的前夜，的确星空璀璨。

　　长江下游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最为典型。在崧泽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铺垫下，良渚文化强势崛起，并且向外扩张。按许宏先生的话说，良渚文化成为当时最亮的一颗星。

　　在此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群、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等也发展迅速。

　　有人说良渚文化消亡了，它与中国文明便没有关系。实际上，良渚文化衰亡之后，当地并非陷入文化断层，近年来确认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可以说是它的后续。更何况，良渚文化的鼎豆壶礼器组合、玉琮等玉器、神人兽面纹等等文化因素都对后来的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距今4300年是个转折点。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等文化都进入尾声，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文化、甘青的齐家文化、江汉的石家河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等崛起，“龙山时代”呼之欲出。

　　“龙山时代”之际，多元一体的进程加剧，人群流动空前活跃，中国文明面临新的整合与飞跃。

　　历史的聚光灯，从浙江良渚转到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

　　古书记载，此地是“五帝”之一帝尧的都城平阳。陶寺发现有约280万平方米的城址、成组的乐礼器、有朱书文字的陶片、天文观象台以及少数铜器。更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一样有着鲜明的社会分化。

　　不少人认为，陶寺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也有学者主张它与夏朝有关，陶寺所在的晋南盆地正是文献中的“夏墟”所在。

　　陶寺的崛起，似乎不是本地文化的自然演进。陶寺文化的早期出现了许多来自周边的文化因素，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

　　陶寺的衰落也是非正常的事件。自中期开始，陶寺文化似乎改头换面，涌现了大量来自北面的文化因素。到了晚期，陶寺的外来人口剧增，早中期的大墓被有意识地破坏。

　　有人因此猜想，《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尧晚年为舜所囚可能是历史事实。

　　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传说中的尧、舜虽然活跃于晋南，但有一些线索暗示他们来自东方。倒是代虞而兴的夏禹，似乎有西北羌戎的背景，“禹生自西羌”之类的说法在古书中不胜枚举。

　　陶寺的北边，是近年发现的石峁古城。它位于陕北神木，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规模空前。与更早的良渚古城、同时期的陶寺古城不同的是，它是石头堆筑的，而非通过夯土筑成。

　　石峁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它们所分布的地带，正是后人眼中的羌戎之地。

　　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先生认为，陶寺晚期已成为附属于石峁权力中心的殖民地。

　　距今4000年左右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气候波动剧烈，水旱失调，很可能是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这是传说中夏朝建立的时间点；这也是以石峁为代表的北方势力大举南压的时间点。

　　我们不妨有更多的联想。

　　大约在距今3800年左右，石峁、陶寺都淡出历史舞台，“龙山时代”宣告终结。经过新砦期文化的酝酿，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横空出世。

　　陶寺虽然有王都气象，但考古学所观察到的势力范围暂且局限于晋南盆地。而二里头却不局限于伊洛流域，它的势力范围空前扩大，被视作真正的广域王权国家。

　　李旻先生将龙山社会分为高地和低地两部分。二里头文化身上流淌着高地龙山社会（包括陶寺、石峁、齐家）的血液，也融入了东部低地龙山社会的文化。多元一体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或部分属于夏文化，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斟鄩。但从时间上讲，如果二里头文化与夏有关，也只能是“少康中兴”之后的夏。

　　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称二里头为“最早的中国”，何驽先生认为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国”。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中国文明”震撼人心的史诗序章。

　　有的人质疑“中华上下五千年”，有的人则抹煞殷墟之前的中国历史。虽然我们发现了殷墟之前的文明线索，但由于缺乏像甲骨文这样自明身份的直接文字材料，我们仍难以书写详细的早期历史。值得欣慰的是，从良渚到到陶寺到二里头，中国文明的早期图景确乎愈益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