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网络下载非常方便和普及的时代，因此，有人担心实体书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有人预言CD这种载体会彻底消失。事实上，人们最应该担心的恐怕是传统的地图。如今，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出国度假时，已经不会再带着纸质地图用以认路了，他们只要掏出iPhone轻轻点几下，就可以获得任何信息。习惯于只携带移动电话出行的年轻旅行者正在使传统的地图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们现在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地图应该仅仅是对某一片特定区域的客观科学的记录，它必须严谨如卫星所拍摄到的照片一样。而过去，地图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手工绘制作品，且有着各种不同的主观色彩，因为对于同一个地方而言，不同的地图表现出来的内容会千差万别。如今，人们加诸地图的主观性正在逐渐消失，人类随之失去的，也是地图蕴含着的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呢？这就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杰里·布洛顿（JerryBrotton）在新书《12幅地图中的世界历史》（AHistory of the Worl d i n Twel ve Maps）中讨论的问题。作者深入调查了上至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图绘制研究，下到如今风靡的Google地图，并在书中分析了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地图绘制工程是如何影响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布洛顿的书中包含了12幅人文价值厚重的地图，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世界地图。他认为，地图绘制的历史甚至比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更长。13世纪末以来，人类普遍接触过一个地理知识方面的说法，即耶稣的受难地耶路撒冷是地球所处的中心位置。当然，这是由神学指定的，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定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接受了经过科学研究才确认的地理学方面的各种知识。

　　1973年，德国历史学家阿诺·彼得斯绘制了著名的彼得斯地图，他强烈地反对地理学家墨卡托(1512-1594）将欧洲作为地图中心的传统的地图绘制方式。墨卡托地图虽然反映了各个大陆的形状，但扭曲了各个大陆的大小比例，而彼得斯地图中各个大陆的面积比例基本上接近于地球表面陆地的实际分布情况。对于习惯于墨卡托地图的人来说，彼得斯地图中的非洲显得又大又长，正如布洛顿在书中所解释的，彼得斯的地图强调了非洲，因此新地图被很多援助机构用来作为鼓励大家重视非洲的最好教材。当时，有很多其他地图绘制者并不接受彼得斯的这种绘制思路。

　　布洛顿的书中还包含了一些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地图，但这并不是一部地图绘制通史。这本书的重点还是在世界地图上，并通过世界地图阐述了历史上那些野心勃勃的宏伟的政治行为：包括古希腊天文学的发展、宗教信仰变革和皇权的变化等。布洛顿的书中提到了卡西尼家族四代人绘制详细的法国地图的故事。卡西尼家族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晚期，根据科学的原则，使用精确的基线和三角测量，精准地确定各个具体方位之间的距离。当时，全国范围内很多调查人员和信息搜集人员参与了这个巨大的工程，这是18世纪应用科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也促成了后来全国地形测量局这类专业机构的诞生。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一些政治因素——这个计划一开始是由法国的君主政体提供支持的，但后来又被抛弃，最终是在革命政权时期完成。好在这个工程最终绘制成功了非常完整而准确的法国国家地图，这张地图在推动法兰西的现代意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布洛顿书中的另一个主旨是，地图绘制更应该关乎文化和政治价值的反映，而不仅仅是地图本身的正确性和客观性。但卡西尔地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恰恰来源于他们在绘制地图过程中的精确测量和不厌其烦的数据核对。对卡西尔地图的绘制者而言，政治目的完全处于次要位置。毕竟，在中世纪以后的世界，客观性是人类尤其重视的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