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工友之家”院子内的博物馆与剧场大门紧闭，“同心互惠”衣物捐赠箱里空空如也。工作人员早已提前放假，许多的朋友圈定位地点，也已经从北京转换为家乡浙江。

许多从2015年起开始执导这场著名的晚会。在2012年诞生后，“打工春晚”一度走进朝阳区文化馆和团中央剧场，并得到电视台与网络平台的正式报道宣传，成为数亿产业工人被纳入官方关注体系的象征，甚至使得皮村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工人群体在超级城市“生存模式的样板房”。

最近两年，这档曾经被接纳、甚至有过高光时刻的晚会，已经在政策与舆论环境的变迁中，暗暗地经历了命运的转变。特别是在去年冬天那场大火之后，它的实体已经直接不被允许存在。

“我们今年没有线下的’打工春晚’了。”许多与工友们一贯重视这档晚会存在的形式甚至超过内容本身，因为“过年把天南海北的工友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安慰和鼓励”。

最终，2018年的“打工春晚”妥协为一系列线上分时间播出的短视频。

在城市吸纳大量产业工人的时代，皮村和它最为重要的文化产品“打工春晚”，既是这个拥有身份认同的“新工人”群体向外发声的明确通道，也曾是主流社会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对于庞大的变迁中的产业人口表达关注的出口。

这样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大量像皮村这样的村庄被划归为“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却因未收到具体的改建政策而继续处于未知的命运中。城市未能及时地为这些外来人口提供恰当的公共服务，却不断地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并且留给他们喘息的时间极短。

“打工春晚”的“消失”，既是以“工友之家”为代表的物理空间的压缩，更是它所代表的群体话语权减弱的信号。

2018年“打工春晚”以短视频形式呈现，是在11月之后才确定的方案。在此之前，“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们一直在寻求机会，继续制作一台真正意义上联欢晚会。

实际上，“工友之家”的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处在一种无法被明确说明的暧昧与灵活中。长期以来，皮村一直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关注，在许多看来，越多关注与媒体上的正面声音，对于皮村“工友之家”的存续越有利。

事实证明，除了一些可能引起较大反应的众筹等活动受到限制，“工友之家”的常规活动依旧在进行。

但这种微妙的平衡与进退，却都在突然到来的大火里直接燃烧殆尽。“打工春晚”被要求停止。当时，许多正和乐队一起在外地巡演——他不但是“工友之家”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民谣歌手——有些演员已经赶回北京，正在为这场春晚做着准备。

随后便是那场在2017年冬天引起巨大争议的强制执行措施。皮村也曾经出台过相应通知，例如，南边一些非宅基地上的公寓被强行退租以及改造，但实际上，这场行为并没有波及到皮村大街以及以宅基地建筑为主的皮村核心区域。

有人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将“打工春晚”的节目整体碎片化，并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分批释出，以保存“打工春晚”的品牌与影响力。同时，引入以蓝领工人为主要受众的“Wi-Fi精灵”作为2018年“打工春晚”的赞助商。

短视频版的“打工春晚”节目

这是一个折衷的方案，最多在网上被删掉内容，但可以继续把“打工春晚”延续下去。“我们这次挺注意尺度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许多说，同时，这一次的短视频“打工春晚”，节目的策划与制作基本都交给了有视频节目经验的“言值视频”团队。

董大陆是短视频MCN机构言值视频旗下项目“劳动者的诗与歌”的负责人。与大多数人一样，董大陆也是在“范雨素”现象中关注到皮村。他为此成立了“劳动者的诗与歌”项目，以纪录片和短视频的形式陆续对这些小组成员做了一些访谈，并剪成成片放出。

这是一个极其松散的项目。对于盈利模式，董大陆和他的同事并没有想明白，只是认定这个身份认同意识极强的群体有记录价值。“我在之前是不知道工人里还有他们这样一群人的。”

在最敏感的时刻，他们邀请了皮村著名的文学青年胡小海朗读了余秀华的一首诗，并录制视频通过公众号推送，也因此受到了账号封禁三个月的惩罚。

同时，董大陆与“工友之家”的合作也是松散的。这次合作匆匆敲定，从策划、制作、后期到最后上线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分工上，“工友之家”提供原始的素材与表演者，实际制作与则由“劳动者的诗与歌”来完成。

这导致节目形式像是传统晚会与快手短视频的杂糅。在一期以“极限健身”走红的网红农民工小伟的节目中，快手的痕迹与风格明显；而在另一个体现家政阿姨风采的《百手撑百家》的舞蹈中，一些看起来荒谬和怪诞的元素被董大陆认定为是一种“后现代”表达。

这与许多以及其同事所策划的晚会形式相去甚远。虽然许多承认，短视频版本也不啻为一个留存“打工春晚”品牌、并适应新传播环境的方式。但他最想要的还是一台“按正常情况肯定会办”的晚会。

“因为我们很多工友都很看重这个晚会，觉得自己能到北京这样的大舞台上发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许多他们往年一般会用三天的时间，前两天彩排，最后一天录制，“有一些南方的工友甚至会辞了工来参加年末的演出。”

“工友之家”在皮村的深处。从那条著名的皮村商业街进入，要穿过不少本地居民的自建房所在的巷子才能找到这个小院子。

皮村的本地居民不到两千人，余下的数万都是在过去十几年间聚集在这里的外地产业工人，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城区的外溢人口。

他们既是城市的建造者与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也由于权益保护制度的不完善，始终无法脱离“悲情叙事”，从而在城市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面对着日益边缘化的处境。

目前，村里盖在宅基地之上的公寓还能正常出租，门口大多贴上了区一级或者乡一级相关部门出台的防火、防漏电等注意事项，以及各种各样的管理规定。

皮村文学小组的老师、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的张慧瑜在《皮村的日子》曾经这样描述过这个地方：

“城市里的繁华、拥堵和霓虹灯，与皮村昏暗的灯光、夜幕下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的两个世界就是当下中国的隐喻。可是我深深地知道若是没有皮村，没有几亿新工人，像北京这种超级大都市是不可能出现的。”

意在为这些工人提供思想养分与技能培训的“工友之家”，就盖在一块非宅基地之上，主要由自建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与“新工人文化剧场”构成，旁边的小房间是“工友之家”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居所。

院子对面正是“皮村文学小组”上课的地方。除此之外，“工友之家”还包括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二手商店等一系列机构。

2002年成立之初，“工友之家”的名字还叫“农友之家”。许多与另一位发起人孙恒最初认定这个机构的服务对象是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群体，即他们的“农友”。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大家的诉求是在这个城市里能够获得工人的待遇。

在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几十年中，中国以制造业与快速的城市化而闻名。城市的管理者正在学习如何接纳撑起这些产业底部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

“工友之家”这样的组织存在于官方体系与独立个体之间。他们最先意识到自己“新工人”的身份，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向外界传达自己的身份自觉与权益主张。

2008年，许多和孙恒筹备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并开启了第一届“工人文化艺术节”。“全国的工人团体都会来参加，而且我们也培养了一些工人团队。”许多说，当时的深圳与北京，一南一北形成映照，成为工人群体活动最为活跃的两个地区。

工友之家发起人之一许多

然而，在2008年-2011年举行过四届“工人文化艺术节”之后，许多和孙恒发现这样的定位只能吸引工人群体内部的注意。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关注，“打工春晚”的概念被抛出。

2012年春节，“工友之家”在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春晚”，并且邀请到崔永元主持，这才让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大众层面有了声量。

彼时，新生的“打工春晚”以及背后的“工友之家”是幸运的。他们在当时获得了从CCTV到各大报纸、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大量的关注，也延续了上一个十年对于进城务工群体的关怀。

即使农民工的社会接纳和市民化待遇始终没能得到解决，皮村与“工友之家”还是成为这种关怀的出口——在第一届“打工春晚”举办半年后的2012年7月，央视播出了一套五集长度的《皮村纪事》纪录片，第一次将这个群体的真实生活状况向大众输出。

2013年，“打工春晚”的演出地点由皮村的“新工人剧场”变更为团中央剧场；2014年，农林卫视与腾讯网参与录制与直播；2015年，朝阳区文化馆承接了他们的演出场地。

许多告诉我们，2015年的打工春晚是他印象中“做得挺大”的一次。“因为和文化馆有合作，宣传上他们调动了很多媒体，中央电视台也播了。”演员们是从全国的打工群体中招募而来，节目的内容与形式就由“工友之家”负责，文化馆则负责场地、硬件，甚至演职人员的交通与住宿等。

那是“工友之家”运作最为良好的几年。“我们设计一年的项目，项目要做哪些事，需要多少资金的支持，他们会支持这个项目。”许多说道。

当时，他们与朝阳区政府以及文委总工会都有相应的合作项目，“那时候做这些事情空间还是挺大的，政府也比较支持。”

这是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达到顶点之后的几年。虽然早在2012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之后的“拐点”论，但至少在当时，对这一个群体已经超过十年的关怀依旧存在巨大惯性。

顶点之后总是要迎接明显的变化。在2016年的“打工春晚”中，由于涉及到尘肺病人议题，剪辑完成的片子最终被收走，再也没有回到许多和孙恒的手中。“现场有个朋友用一个机位给我们拍了一场，我们只剩下了那个版本。”

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2016年年末，他们勉强保住了“工友之家”，通过众筹等方式完成了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届在皮村举办的打工春晚；2017年，“打工春晚”这个存续了七年的大聚会，最终只能通过一个短视频平台发声。

“打工春晚”的消失，让许多最为担心的是其代表的“精神皮村”有可能消亡。

“拆迁”虽然得到了暂时的搁置，但悬而不决的状态导致了皮村的“悬浮”——所有人都处于不确定状态中，不知往何处去。

许多已经做好了皮村不复存在的准备。“工友之家“土地性质问题一直是影响其稳定存在的主要变量。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一轮的大规模都市建设告一段落、产业经历新一轮升级之时，这些曾经因为基础产业而聚集在一起的新工人群体，可能终将因为不再被需要而离开这个城市。

根据北京市的长期发展规划，他们所从事的家具、制衣等行业终将被这座高速发展并不断进行产业升级的城市抛下；而日渐扩大的北京城区版图与地铁平谷线的施工建设，则把皮村更明确地纳入城建规划的范畴内。

具体到每一个个体身上，这样的命运几乎无法抵抗。为这些个体提供帮扶的机构，似乎也无力阻挡这种趋势的洪流。“只能说，’工友之家’是为工人服务的，我们会跟着工人走。”许多告诉我们。

皮村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现在越来越像曾经的’唐家岭’。”许多对我们表示。从城区外溢而来的白领人口开始逐渐替代产业人口，“在将来，很多人都会离开这里找新的出路。”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工友之家”想继续发挥作用，就要在未来找到更适合的服务对象，并且适应政策变化的新空间，以便找到新的出路。

孙恒曾经描述过“新工人”阶层这一群人的普遍状态——“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个群体，除了皮村的“工友之家”，他们还在平谷县租下小块土地，实践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办脱产的“工人大学”。

“我们免费教授简单的电脑技能，也进行一些工人思想教育。希望有更多的工人将来愿意为我们自己这一群体服务。”许多说，“要在工人群体中培养我们自己的人。”

而现在，新一代务工群体面临返乡创业的新选项，他们有机会参与新乡村与城镇建设。

许多的“大地民谣”音乐计划，就与目前政策层面力推的县乡建设有关。这也是“工友之家”的新方向。“未来可能从工人服务，逐步转向工农服务。”他以江西的水稻生产社和河南的金融合作社为例，表示其中还有大量的创业机会，“工友之家”会从自己擅长的角度切入。

兜兜转转十几年后，“工友之家”似乎又回到了“农友之家”的原点。“我们成立之初，就是跟’三农’和乡建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今年，许多和他的团队将会整合一些资源，成立“爱故乡”艺术团，希望实现“振兴乡村文化先行”。

这些尝试的效果目前尚无法判断。但在这一系列转变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时代与产业更迭之下，“新工人”这一群体逐步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趋势和方向。

他们曾经积极地融入城市，并且对自身的身份与道路都有着较为清楚的认知。但残酷的事实是，在属于他们的机会到期之后，都市可能无法兑现让他们成为“新市民”的承诺，重返向乡村和小镇成为大概率的选择。

站在“工友之家”的院子里，这些简陋的设施与它始终不确定的命运似乎提醒着我们，无论是精神意义上还是地理意义上，这个充当了新工人群体精神堡垒的地方，一直都非常脆弱。

这是他们那么在乎这场春晚的原因。我们隔着“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蒙尘的玻璃，还能模糊地看见那行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注：感谢实习生张盼对此文做出的贡献，祝毕业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