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季民初之时，西学东渐，引发东西文化之重组。同时，西方各国强势崛起，而中华国势衰微。“救亡”与“弘道”同时成为华族儿女面对之两大历史使命。今日，华族之“救亡”已然完成，海峡两岸之繁荣可谓明证，而“弘道”至今未成。中华民族自古历史文化意识浓厚，牟宗三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之最后一位原创性哲学家和归结者，其历史哲学极大程度上地代表了现代学者对华族历史哲学的总结思考。本文基于牟先生之历史哲学，以“生命体、文化形态与三统并建”重新探索了华族历史哲学系统之建构，以敬先贤，以资学思。

清季民初之时，西学东渐，引发东西文化之重组。同时，西方各国强势崛起，而中华国势衰微 。“救亡”与“弘道”同时成为华族儿女面对之两大历史使命。华族文明之危若朝露，华族国家之朝不保夕，一时万难毕集，百病齐发。形而上之文化领域与形而下之现实政治社会领域同时爆发了空前的危机 。

“人之了悟内容真理，常视其机。机至则甚易知，甚易明而见其不可移。机不至，感不切，心不开，固弊不通，激越反动，则虽舌弊唇焦，亦无益也。虽然，慧命不可断，人道不可熄，固仍存之，以待来者。 ”民国以来，文化之裂变，学说之纷乱，堪称史无前例。但须看到，世局之巨变，亦为我华族文化之新生带来了机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于今日，华族历史先后经历1911年的清朝灭亡而前中华民国 建立、1949年的前中华民国溃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后中华民国建立这两件大事。百年之间，三变政权，社会秩序剧烈动荡，而文运反而昌明，学者大家辈出，大有春秋之乱而诸子百家起的大好形势。然而历史之局未解，至于今日之世，华族之“救亡”已然完成，海峡两岸之繁荣可谓明证，而“弘道”至今未成。昔年春秋之变，文运成于孔孟诸子，民国至今，有变无成。

是以，今日之历史使命，在于文明之重铸，而文明之重铸，必有核心之新生。文明之核心者，哲学与史学也。古圣已远去，今世非昨日，先贤之求索，今日之所资。民国新儒家中仁人志士之求索，自熊十力梁漱溟之传承、冯友兰之批判至于牟宗三之回归，传承叛逆而终复归于华族文脉之道统 。诚如牟宗三先生言，“慧命不可断，人道不可熄”，今世融合文明进行重铸，当无愧于先圣，亦无负于华族。

“历史”、“史学”与“历史哲学”的概念界定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梁启超此言深得史学意义之鸿博精微。顾炎武有言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夫哀莫大于心死，而痛莫深于亡群，若历史文化之精神不振，则民族至于亡国灭种而不自知其大悲大恸。史学关联人类客观实践之一举一动，是故历史哲学之开拔于指导华族生命之演化为首当其冲之要务。

史学之难定义，在于其本无定义。欲界定史学之概念，必先界定历史之概念。历史有狭义、广义之分。而最广义的历史，非独人类族群之生命进程，宇宙万象之起源演化归结，无不可融摄。纵贯时间长河而下，一切兴衰之现象皆可入史。岂独《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之狭隘。天体之演化、宇宙之演化，可有宇宙史；地质之演化、气候之变迁，可有气候史、地质史。至于人群之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其史书之丰盈，自不必细表。

所以，史学只是研究历史的学问，其本身并无一种学科式的定义。而历史无边界之限制，无属性之限制，既不纯是科学，又不纯是艺术，而是兼而有之，无所不包。万象所存，史之所在。历史之融摄包罗，其至大也无外，至小也无内。所以人类文明的历史的定义是：历史是一大生命体，其魂魄为其文化之形态，其肌体为其实践之具形。所不同于人禽鸟兽之生命体的特点在于，其无“生”、“死”之概念，无“他”、“我”之概念。先说无“生”、“死”之概念。以华族史为例，自炎黄甲子年 至于今日之共和国与后民国并存，历代相承，可谓奇迹。但并不能说我们的历史就生着，活着。“生”的概念对于历史这个生命体是不存在的。炎黄之前，有古人类，其族群消亡，亦为此土地上历史之一部分。所谓“华族史”，或叫“中华史”、“中国史”，皆为我们所自我设定的定义也。再看西方，希腊虽亡，而希腊系之西方哲学传统发扬至今而成现代科学。希腊国之灭亡，只能说是希腊国之政治文明史结束，而不能说西方历史“死”了。希腊时期之事，亦衍生中世纪科学之崛起与现代理智之启蒙，此亦历史规律之因果生克也。再说无“他”、“我”的概念。曾有人言，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使得世界上第一次有了全球史 。但是何为全球史，如果要定义全世界都算上，那恐怕得到现在信息化时代才算有全球史。如果说东西之交流即算全球史，那么亚历山大帝国、莫卧儿帝国、李唐帝国、罗马帝国皆可算是对全球史的开端，只不过影响之大不及蒙古大帝国之横贯欧亚而已。这个例子表明，历史这个生命是不存在“他”、“我”的问题的，如同蝴蝶效应 ，万事万物之演化发展盈虚消长皆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只不过影响的大小而已。蒙古大帝国之前，亚欧之交流已存 ；蒙古大帝国之后，亚欧之交流更增。所有的变化都是一个“度”的问题，历史之中万事万物皆为一整体，没有“他”“我”之硬性区分。

研究历史的学问，即为史学。史学之本体任务共有两部分：第一为实践之具形之事实记载；第二为文化之形态之规律探索。春秋之编年体、司马迁之纪传体、国语之国别体、年鉴学派之综合、实证主义之考证、乾嘉学派之考据，皆不过围绕此两任务之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各家各派，各有所终，求其宏观也好，求其微观也罢，终不过对此生命本体的二元的追求和描述。

《庄子天下篇》有训诫，后世不知天地之纯，“道术将为天下裂”。历史绵延至于今日，史料之多，历史理论之博杂，若以单人之力，穷数生都不能尽。而万变不离其宗，万法有其源。只有回到历史的生命体本体的研究，才能跳出这“万花渐欲迷人眼”的史料堆积，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道的纯正。

但需要强调的是，政治文化史即狭义的历史，仍为人类文明之历史研究之主轴，而人类文明之历史则为各种历史研究之主轴。人文化成，乃天地中开拔智慧、洪荒中荡涤蒙昧之圣事。人类文明之发展，国家社会之形成，其最内核为文化领域，其中间为政治社会制度领域，其外延为经济科技等领域。因此探究政治文化史的史学为第一史学 。

万学皆由其哲学之根基，史学虽特殊，亦不脱此通例。史学之哲学，即历史哲学也。

“经史”大义

我们先论述哲学和史学在文明中的纲维。

人类文明有两大核心之学：一为哲学；一为史学。哲学是“万学之学”，史学为“学之万学”。古人修四库图书，经史子集以经史为尊，诚证大道之意义也。经者，哲学也；史者，史学也。哲学为文明之根基，万学之发源；史学为文明之长存，万学之归结。一切学问皆有其哲学之发源，而一切学问又必有其史学之归结。大到政治文化历史，小到吃穿用度，皆同此道。如政治文化，必有政治哲学，亦必有政治文化史；如军事战争，必有兵法等军事哲学，亦必有战争史；如经济发展，必有经济哲学，亦必有经济史。大处如此，小处亦然。如服装文化，必有其设计美学之哲学，亦必有服装设计之发展史；又如饮食文化，必有其保健养生之哲学，亦必有饮食文化之发展史；又如建筑文化，必有建筑哲学，亦必有建筑史。万般现象事实，俱发源自哲学，俱归结于史学。是以，哲学与史学之互补，实为一体也。哲学为历史之理论，历史为哲学之实践。

自人类有灵光闪现始，即开始发问，开始思考，此“人文化成”之文明开端也。其最初诞生者，即为哲学也。至于今日，文明之大进，知识之膨胀，已非两千年前之轴心时代。然而天不变，道亦不变。哲学和历史始终是人类文明之核心之学，此为常道，不可易。

我们先论述哲学与历史在人类文明之纲维。

哲学之发源分为三类：

一、第一哲学，即纯粹哲学，是对宇宙人生起源演化归结的哲学。

二、主观实践哲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是个体之人进学修艺、求知以内圣、实践以外王的哲学。

三、客观实践哲学，即天下国家社会之学，是群体之人类进行政体之组织、社会各领域之组织、法律之组织、自然生态之治理的哲学。

历史之归结分为三统 ：

一、道统之正明。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道”所发之宇宙人生之本源。

二、学统之开出。肯定学术之独立，捍卫知识之真理，促进文明之繁荣，以助益文明之实践。

三、政统之继续。肯定现实之本位，建设时代之政体，治理社会之领域，和谐社会与自然生态之共处。

中国古时三才所指，天地人也。人居于天地之间，顶天而立地。哲学之三类，历史之三统，俱三才之相应。第一哲学，宇宙人生之起源，此天之道也；主观实践哲学，人之内圣外王之学，此人之道也；客观实践哲学，大地厚土之上的国家社会之组织，自然生态之治理，此地之道也。道统、学统、政统，即三类哲学之精神于历史具形中之实践表现。形而上之道贞定，形而中之人文明，形而下之器发展，此文明纲维之建设，历史之理想形态所存。

在文明之初，西方哲学即有“哲学家皇帝（哲学王）”的说法，但没有落实过，只出现在理想国 的想象中。而中国在人文之初，文化里就有“以师为吏”的本意，即是有知识的哲学家（即圣人）做天子与做官，来治理天下。古时伏羲画卦，神农始农耕医药，黄帝首造文明，文王演《易》，周公制礼，上古即一直遵循哲学家为皇帝的理想国政治状态，于洪荒中高歌猛进，开拓进取，开启至今之五千年之文明。中国自古还有一个地位极高的职位，仅次于哲学家，叫做“史官 ”，史官独立于政治之外，执笔立于朝堂之上，记录兴衰得失的史实。中国古代自文明起步，史官地位即极高。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牢牢抓住了“经史”两门根基性的学问，民族生命浩浩荡荡，虽有曲折，必复再进，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发达程度尚可匹敌，但若论及史学之发达，历史文化意识之贯彻进民族生命的程度 ，中华民族堪称世界民族之翘楚，千古独步。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代，与历史意识之深厚有莫大关联。历代政权更迭，新朝的首要之事即为修前朝之史。先秦之《尧典》等书，秦后之《二十四史》，修史之风直至今日。

“经”即哲学。经治政，史执笔，万学之起源，万学之归结，斯为华族文明之莫大境界，非独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在，亦有形而下的现实实践意义在。华族五千年之历史，每逢危机四起，总有华族儿女继往开来。大道废，圣人出；天地乱，英雄起。大道废，则中华民族之道统，核心之哲学观念必为之激发，则必有圣人再续文运，振开太平；天地乱，则中华民族之救亡振兴、历史之使命意识必为之激发，则必有英雄一统天下，再建国家。

华族之观念形态

历史整体虽无“他”“我”之分，但我们依然要分出个大致的界限来。华族历史传承数千载，其传承性为古今所独步，其自成一体之历史哲学，不可不察。华族之观念形态，即华族史这一生命体之魂魄也。“我华族历史，演变至今，非无因者。若终茫昧不觉，交饮日下，则民族生命、文化生命，势必断绝，而盲爽发狂，靡有底止。是故贯通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以指导华族更生所必由之途径，乃当务之急。故不揣固陋，述大事而窥大体。”

牟宗三先生在其《历史哲学》自序中声明有五：

一、“大事之叙述，源自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 。”“大事”这个概念，虽然具有选择的人为主观性，但是华族历经千年之演化，所共识之大事却可信服无疑。尽管史家在记录历史时，都不可避免地使用科学和虚构的方法，但是主干的基本事实却是通过群体和时间的双重检验。因此，以大事来窥大体的方法是可行的。穷史料之考证，究细节之真假，永无止尽，且永不可能还原真正真相，因此，欲通历史哲学，反而应该避开细节之过度实证 。司马迁之于垓下之围笔补造化，修昔底德之于政治演说虚构情节 ，皆无碍于其作品的伟大史学价值也。

二、“国史出自史官，而指导吾华族发展之观念形态与文化形态，俱可由古史官在政治运用中之地位得其滋生之线索。此义本于柳诒征先生之《国史要义》 。”史官的特殊地位，是华族文明自古延续的极高境界之传统。三代之前之哲人王理想国社会，与哲学家、史学家的主导政治有密切关联。三代 之上，藏天下于天下；三代之下，藏天下于筐箧 。儒家千年所传之三代盛世，非指物势之盛，乃是政体之道德责任之盛，即“天命”观念之弘扬。史官执笔朝堂，对国家政治的自律有决定性影响。是非黑白，俱如实记载。此为华族之独有之文化传统，三代以下虽有偏废，然相续不断绝也。

三、“由船山之通论，打开史实之纠结，洋溢‘精神之实体’。若欲通透历史，窥出贯彻历史之‘精神实体’，则船山之书为必读者。 ”此精神之实体，即历史之魂魄也。历史之为一生命体，其所行所运转固然有直觉之发，即所谓历史的偶然性也。但是长时段来看，历史所行之轨迹，在于历史之文化精神所引导,所谓一切历史皆思想史 也。道废则人心趋于物欲追逐，此西洋史之多现，故其无一国可延续至于今日。生产力之变革，即引发思想文化之巨变 ，其神魄无大本，道统更迭而政统自无延续性。其历史之变革演化，往往没有形而上之先验道统之规律可循。而中华文明之延续数千年不绝，在于道统之坚定，华族文化形态之生生不息，一本贯通，文化先定而后经济各领域方变革。所以，欲通华族史，必先通华族之千年恒常之道统，此为华族历史之魂魄，指导实践之文化形态也。

四、“吾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者，则在明‘精神实体’之表现为各种形态。此本于黑格尔《历史哲学》而立言 。”“我们只有把放在历史里面，归于实践的观点，始能见出历史的‘光明面’。这个‘光明面’是理解历史判断历史的一个标准 。”“光明面”来自于华族贯穿五千年恒常之理想，为华族“文化形态”之根。人性虽然有动物性，但是本愿是向上的，是“道德的向上的心”。这一点，中国圣人所谓成王成圣的心，基督教所谓人类回归乐园 的心，东西方在这一点上是殊途同归的。中国古代的道德政治本身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孔孟称尧、舜，说明‘修德爱民’一观念形态之意义 。”史官之大义，“即为‘本天叙以定伦常，法天时以行政事 ’。”此观念之具形，随客观实践而透露“仁智之全”的道德实在，只是不自觉的涌现。而观念之开始，即实践之开始。从组织方面说，断自氏族社会之形成。氏族社会之前，人文未聚，历史徒为漆黑一团，同于禽兽之生存奔逐而已。本文非讨论文明之起源之因，故不详述。氏族社会阶段，夏代粗立国制，“殷质周文 ”，至于周，中国文统之局已成，经过孔子述明“仁义”、孟子“尽性达天”，秦至于清，两千年之稳健传承无大变也。虽赵宋诸儒融合佛教等印度文明，但“仁智双全”之观念并无更改，不过也正因为中国自古“智为性辅”，而导致理智不得独立，科学民主等观念未得生发昭显 。

综合来说，中国之文化生命，表现出了“道德主体”和“艺术主体”，此表现之两精神，则为“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西方文化为一“分解的尽理之精神 ”。《桃花扇》中柳敬亭说书一段，有词云：“任凭哪沧海化桑田，桑田变沧海，俺那老夫子只管朦胧两眼定《六经》”。此虽鼓词笔调，而意境极其苍茫，将孔孟儒家之心愿表露无遗，直透本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此先圣之大愿，无穷之大愿也。西方哲学发端理智，其虽昌大，而见道不真，其历史具形主要为器文化之发展，须知智械机巧，永无穷尽，器物之形，日新月异，而大道不变，万古长存。理智，本性，各有所重，而本末不可不明。

三统并建

“三统并建”即前文已述及的道统、学统、政统之纲维，也是华族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客观之实践。

我华族自炎黄甲子年起，以大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至于今日。天地人三才，人居于其中，得天地之灵秀也最精，是以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人生之起源，生命体之伟大，此华族之道统也。中华文化自古不以理智来作为宇宙人生之本体，而将天地万物的宇宙视作一个大生命体 。此对生命之敬畏谦卑，乃是牢牢把握住了生命的学问。道统之所系，天人合一之宇宙情怀所激发也。“仁”者为个体之德，“义”者为集体之德、天下之德。《论语》仁之祖，《春秋》义之宗。仁义作为个体道德、集体道德的承天之德，千年来贯穿华族历史血脉。人之精神魂魄，皆由理智、情感、本性三种组成。本性之修养，即为道德之修养。道德为立人之本，是生命的学问的核心。华族历史之形而上的文化形态，以围绕此而周流，以此扩张成个人之生命、天下之生命与宇宙之生命的和谐融一情怀。中者，万物之大本；和者，天地之达道。人与自然，从来不是互相对峙，而是相扶相依。此道统之正明，万古不可废之法。故道统必须正明。

中国古代只呈现出“智的直觉”，而未能呈现“智的知性主体”。以仁摄智，固然保证了道德的圆融谐一，但也导致了理智独立发展的失败 。西方哲学以理智为主，其所成之文明则导致道统不真 。因此，中国文化之急需者，在于理智精神之启蒙与开拔，肯定学术之独立，捍卫知识之真理，形成求知精神和理性的普及，促进文明之繁荣，以助益文明之实践。故学统必须开出。

中国古代之政治制度迄今有四变：洪荒至于尧舜，初具人文之灵光闪耀；大禹至于东周，氏族社会的封建宗法制度，中国文统之局成；秦汉至于清，封建集权制度。赵宋时代虽然文化巨变但是却全是向内的自我修心，并没有向外的客观实践的发展，因此赵宋之文化变革，并未涉及政治制度的变革。清亡之后至于今日，中国之文化、政治制度依然在探索变革当中，尚未成熟。但是从尧舜到清朝，中国的政治制度都体现出道德政治 的主体性。“这类不同成份之一种，是高度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这种强调植根于真正的天命观念。其次是唤起统治者责任的所有一以贯之的制度性方式相对较弱。第三，紧密相关的是，在儒教的传统中，不存在任何市民、法律规则、市民社会的概念，以及市民社会的各阶层自主进入政治中心的权利的概念 。”社会制度之建立，依靠科学之规范设计，即“分解的尽理之精神”转出“知性主体”的应用上也 。科学之理性架构不到，则政治之建设徒存“治道”而无“政道” 也。政统之民主法治，是保护个人之自由平等的必然建设。自由和平等，是文明时代之个人之最基本权利也。唯有政体之民主，个人之自由方可得而彰显；唯有政体之法治，个人之平等才可得而彰显。是以，政统之继续，肯定现实之本位，建设时代之政体，治理社会之领域，和谐社会与自然生态之共处。

结语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联名发表了新儒家的纲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自民国来，传统派、西学派争论不休，西学派后分化出马克思学派自成一体，学界遂成三足鼎立之势。1949年后，大陆的共和国成为马克思学派独大之局，台湾的后民国则向西方政体过渡。历史研究之终极价值，是文明之演化、客观实践之指导。21世纪以来，两岸传统文化同时呈现自觉复兴之势。大陆60年间马克思主义已化入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毛泽东始，于今已混溶不分矣；台湾的政体制度则渐趋稳定和成熟，西学开始为后民国所契合，并反向影响大陆。此时此刻追溯国史，瞻仰古今，昔日印度文化于赵宋之时融于我国，今日中西印希之融合乃是文明之演进之大势所趋。牟宗三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之最后一位原创性哲学家和归结者，其历史哲学极大程度上地代表了现代学者对华族历史哲学的总结思考。斯人已逝，神交缅怀；放眼未来，方兴未艾。儒学之变为华学，五千年炎黄子孙之文明重生再造，当仁不让为今日华族之历史使命也，两岸儿女，世界侨胞，皆为此历史大河之大浪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