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孙大火”，是过去这个夏天热门的拉美话题。目前火势仍未彻底被控制，前些日网上又出现当地“火龙卷”。纵观一段时间以来的热议，最受关注的议题就包括——雨林砍伐规模的扩大极大地增加了火灾的发生概率。

亚马孙“火龙卷”。

纪录片《狂野巴西》（Wild Brazil 2014）画面。

巴西为发展当地经济、解决贫困问题，降低了对砍伐树木的惩罚，以此阻止扩展森林保护区。要发展，还是要环境，两者在这里成为难以兼得的矛盾。而大火发生后，当地政府也缺乏资源高效应对。

经济发展滞后和资源动员能力缺乏，实际上是如今整个拉美地区都面临的难题。

智利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Sebastian Edwards）

长期关注拉美经济增长与发展，他在《掉队的拉美》一书里在历史长河中梳理巴西、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过往，提供了一种拉美何以困难的解读。他同情并理解今日拉美地区的困难。问题从殖民时期就已经出现，而最关键的是持续“以保护主义为基础推动工业化”。

他在书里也提到，亨利·基辛格曾否认拉美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年复一年，许多跨国企业和银行已经在该地区开展业务，但是与中国、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等国家相比，即使拉美地区最大国家巴西和墨西哥也并没有吸引投资者、国际分析师和政治家的太多关注。大概也因为有此背景，亚马孙大火甚至会被误解为受到世界漠视。实际上，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从中国到欧洲北美诸国都有声音在关心这场大火。

拉美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

原文作者 | （智利）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掉队的拉美》作者：（智利）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译者：郭金兴版本：中信出版集团·比较 2019年6月

01

制度贫乏与长期平庸

从殖民时期说起

学者有着广泛的共识，认为拉美脆弱的制度是其长期表现平庸的重要原因。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曾说，“发展差距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拉美脆弱的制度”。按照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A.Robinson）

的观点，“对拉美经济发展轨迹的最佳解释就是制度”。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何有史以来拉美的制度如此不健全？为何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未能实施改革，健全它们的制度？对于这一问题人们已经给出了很多的答案。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勋爵

（Lord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在184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最早提出文化和宗教是南北美洲经济状况存在巨大差距的关键因素：

英国在美洲开拓殖民地的势力扩张，比西班牙开拓殖民地要迅疾得多。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16世纪初期卡斯蒂利亚人

（当时西班牙内陆的居民）

会在任何方面不如英国人。我们坚信，北美民众享有的高度文明与繁荣，主要应归功于宗教改革对道德的影响，南欧国家的腐朽则主要归因于天主教的复兴。

在20世纪，这一基于宗教的观点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这是由于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流行于世。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论证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与现代经济关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主要作品之一。

那些相信文化中心论的人经常引用大卫·休谟的观点，即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所写的：“一个国家遵循同一种风俗，并将这种风俗传播到全世界……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都有明显区别，即使在热带地区也是如此。”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贝茨于1878年写就的论文认为，墨西哥的动荡和落后是由于试图强行推行外来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具体表现为根据美国宪法裁剪而来的该国宪法。根据贝茨的观点，墨西哥人尚未在文化上做好准备，以应对这一政治尝试。

在讨论南北美洲长期的制度差异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白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殖民相隔了差不多一百年。

埃尔南·科尔特斯在1519年初率领远征军从古巴航行至墨西哥，而克里斯托弗·纽波特

（Christopher Newport）

带领他的三艘船从伦敦航行至我们现在所谓的新英格兰，是在1609年末。

两个殖民地的开拓有如此长的时间间隔，这一事实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在90年间，欧洲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和宗教变革，包括宗教改革的深化；其次，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埃利奥特指出的那样，由于英国人在西班牙人之后开始拓殖北美，他们能够从西班牙人的灾难与错误中吸取教训。

伊比利亚半岛殖民者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严格限制贸易往来、禁止殖民地与欧洲列强进行贸易、依赖缺乏效率的官僚体系。波旁王朝在18世纪试图改革殖民制度、进行分权时，却发现为时已晚，因为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殖民地生活和文化内在的一部分。“不信教者”被强制信教，美洲原住民不被允许担任神职。

英国人注意到西班牙人遇到的问题与挫折，努力避免负担重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教不宽容，与此同时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分权政治制度。正如埃利奥特注意到的那样，这“被证明是打开经济增长之门的密钥”。

包括历史学家罗纳德·塞姆

（Ronald Syme）

、詹姆斯·朗

（James Lang）

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南北美洲制度的反差源自西班牙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的目标不同。

西班牙的目标是建立“征服帝国”，而英国的目标是建立“商业帝国”。根据这种解释，两类殖民地发展了各自的制度，以实现这些不同的目标：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服务于西班牙的征服目的，而以法治为基础的精简、分权、宽容的制度有助于英国鼓励其商业企业。

02

文化的解释

“狐狸知晓许多事，但是刺猬知晓一件大事”

有经济史学家如詹姆斯·罗宾逊否认上面的观点，认为北美殖民地与南美殖民地发展不同，不是因为英国殖民者与西班牙殖民者的动机不同，而是因为无论地理状况还是人口状况

（包括人口密度）

都不允许英国复制西班牙的模式。

根据他的观点，“剥削土著劳动力与利用原本朝贡体系的殖民地模式，在这些地方

（北美殖民地）

根本行不通，因为这里土著居民的人数很少”。

毫无疑问，文化对于拉美制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问题是到底有多重要？社会学家克劳迪奥·韦利兹

（Claudio Véliz）

借用哲学家以赛亚·柏林

（Isaiah Berlin）

的比喻，以解释南北美洲自17世纪以来走过的不同道路。

以赛亚·柏林（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正如柏林那个著名的譬喻，“狐狸知晓许多事，但是刺猬知晓一件大事”。

按照韦利兹的观点，西班牙人就像柏林比喻中的刺猬，因为他们沉迷于唯一的“一件大事”；而英国人像狐狸，思想开放、多才多艺、善于变通，尤其是擅长很多事情。韦利兹如此热衷于这一比喻，以至于在其一部早期著作中写道，“拉美是一头刺猬，却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不顾一切地努力变成一只狐狸”。

对于韦利兹而言，西班牙这只刺猬沉迷的大事，源自反宗教改革，旨在捍卫和深化对天主教的信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王室针对在几乎每种可能的场合应该如何行事，发出事无巨细的指令。

以西班牙十八世纪殖民为背景的电影《教会》（The Mission 1986）剧照。

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士这两个等级森严的机构，都被投入由菲利普二世及其继任者菲利普三世与菲利普四世以极大热忱推动的事业。按照韦利兹的观点，最能反映英国的文化像狐狸的历史事件就是工业革命。韦利兹告诉我们，这一非凡的历史时代起源于英国，正是因为英国人包容、灵活、热爱变革，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很多东西都很擅长。这些英国人的品质都传给了他们在北美的殖民地。

尽管不乏吸引力，基于文化的解释还是有其局限性，人们质疑戴维·兰德斯

（David Landes）

“文化让一切与众不同”的主张。尤其是克劳迪奥·韦利兹的理论，虽然优美和博大，却面临两个挑战。

首先，反宗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根据韦利兹的观点，这两个历史事件是这两个殖民大国刺猬和狐狸特质的最好例证。虽然不容易确定重大历史趋势的精确时间，但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工业革命发端至少隔了几十年。

其次，任何主要基于文化的解释都必须回答“加勒比之谜”。殖民加勒比国家的与殖民北美的是相同的“狐狸”，并且两块地域继承了相同的制度。然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表现更像南美国家，而不是美国或加拿大。当然，这不意味着文化的解释不重要。这只是意味着其他因素对于美洲制度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拉美近代史上，华人也在此经商或谋生。纪录片《华人移民史·闯拉美》（2016）画面。

03

拉美的相对停滞

已经持续超过三个世纪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拉美地区经济的相对停滞始于1820年至1870年这段时期，此时许多殖民地摆脱西班牙获得了独立。这50年经历的经济衰退，主要源于政治动荡、持续内战与权力斗争。

2000年亚当·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估计，政治骚乱和更晚独立的综合影响，可以解释拉美和美国之间收入差距的1/3～3/4。比如，如果巴西与美国一样独立于1782年，并且保持相同程度的政治稳定，则2000年巴西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将仅仅只有10000美元，而不是事实上的22000美元。

1870年前后，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内部冲突之后，新生的拉美民族国家的制度得以巩固，政治动荡明显平缓。和平带来了投资增加、生产率提高、国际贸易扩张以及经济增长加速。

按照麦迪森的数据，在1870年至1890年间，拉美最大的六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年均增长将近2%。在20世纪的前15年，拉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该地区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6%～3.1%，这实际上已经显著快于同一时期美国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从一战到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除了古巴和中美洲各国以外，大多数拉美国家仍旧表现相对较好，平均而言增速与发达国家一样高。

20世纪70年代纪录片《巴西的历史》（História do Brasil 1973）海报。

直至最近，大多数经济史学家还认为，在1940年至1980年这段时期，拉美地区的增长相对而言仍然是相当快的，虽然这一时期盛行以快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的保护主义和政府主导的发展政策。

经济史学家巴勃罗·阿斯托加

（Pablo Astorga）

、阿米·伯格斯

（Ame Berges）

和瓦尔皮·菲茨杰拉德

（Valpy Fitzgerald）

曾经说，“20世纪中间的40年，即1940年至1980年，最突出的一点是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被称为‘进口替代’的国家主导工业化阶段，必须承认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对国内市场更大程度的依赖”。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罗丝玛丽·索普

（Rosemary Thorp）

的说法，“在二战之后的30年，拉美有着杰出的经济表现”。

以巴西贫民窟为背景的电影《上帝之城》（Cidade de Deus 2002）剧照。

在2007年一份重要的研究中，经济史学家莱纳多·普拉多斯·德拉埃斯科苏拉

（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

对麦迪森的数据提出了批评，并且质疑有关拉美经济衰退时点的主流观点。他坚持认为拉美落后的根源在于最近采取的政策，而非遥远的过去。他用重新构造的历史数据分析拉美人均收入的长期演变，并将这一数据与如今所谓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按照这一分析，1820年拉美五个最先进的国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值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40%。至187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下降到发达国家的27%，在1938年之前一直保持着类似的水平。然而，在1938年之后，拉美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扩大了，1960年拉美的人均收入下降到发达国家的22%，1970年甚至更低，只有21%，到了1990年仅有发达国家的17%。

在详尽分析了这些新的数据之后，德拉埃斯科苏拉得出结论：“将拉美地区的长期落后归咎于后殖民时期，似乎过于牵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拉美发展受阻似乎是20世纪后期的现象，如果我们想了解为何拉美在全球经济中仍是一个落后地区，必须对此进行深入探究。”

这些结论表明，这一地区长期表现糟糕远非较晚的独立和1820年至1870年剧烈的政治动荡所能解释的。事实上，这些结论表明大萧条之后采取的政策，如以保护主义为基础推动工业化，才是拉美地区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拉美的衰退已经持续了超过三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