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山东工作后走访的第一个部门是省信访局,在大会小会、不同场合多次讲信访工作,五年多的时间批阅了三千多封群众来信,自己接访的次数也比较多。对此,各级干部绝大多数很重视、很支持,处理信访案件很认真、很及时。但也听到有人议论:一个省委书记,有多少大事要抓,还要当那个“信访局长”,亲自过问群众来信来访,有必要么?

　　回忆在山东处理信访案件和抓信访工作的经历,我至今感到:真正当好人民群众的“信访局长”,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个阀门不减压不得了

　　我一向认为,信访部门是个“窗口”,从这里能看出群众的情绪,看出基层的工作；信访工作是个“安全阀”,做好了能消解老百姓的怨气,减轻维护社会安定的压力。但说实话,刚到山东的时候,信访量那么大,是我始料未及的；反映的一些问题那么严重,也是令我触目惊心的。

　　1997年4月21日,我到山东上任的第十天,看到一份信访简报反映:几天前,一个县的三个基层干部因到农民家里收钱(据说是集资修路每人摊派120元),被一个称作“钉子户”的农民全杀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悲剧!那几个干部为工作遭了杀身之祸,那个农民被逼犯了大罪将受到法律惩处。我让信访局的同志查查,案发的地方此前是否有过为反映负担过重而上访的事情。经调查了解,那个县的不少村子曾不止一次大规模集体到乡里、县里,甚至市里上访过。可怕的是,当时搞集资摊派,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悲剧,也就不是一起两起、一两个地方。这着实令人忧虑。

　　1997、1998那两年,我接待了不少上访群众。多数是在省委门口,也有的时候是在上班或下去调研的路上被拦住。遇到的上访者,有情绪激动、边哭边说的；有说乡土俚语、口齿不清的；有拿着上访材料,往你手里递的。我或是耐心聆听,嘱身边人员记下来；或是阅批上访材料转当地和有关部门处理；或是引领上访人到信访局接待室按程序办理。有几次接访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1997年8月4日一早,我在省委大门口接访了某市某区的几十个群众,了解到同样是因为集资摊派、负担过重,遂在上访材料上作了批示:“部分群众大规模集体到省委上访,说明那里的群众工作做得扎实、细致吗?是群众没有到区里、市里上访过吗?还是去了多次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究竟做到家没有?这么多人来省上访,有关部门及时报告了区、市主要领导吗?请市委督促区委区政府专门研究,多从自身工作上找原因。”在市、区领导的重视下,事情得到解决,并向省委写了专题报告。

　　1997年12月22日,我接访了鲁西某县一个村十几位农民,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我给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写了封信:“今晨你县十几位农民来省委上访,哭诉反映农民负担不堪忍受等问题,我已劝他们返回。即派督查处几位同志赴村,恳请你们上午到村里去听取意见,如果负担过重务必按政策减下来,如果反映的问题失实,也要做好工作。”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给我回了信,说明了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和解决的措施。我在他的回信上批道:“党的政策是爱民富民,要下决心发展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制止干部简单粗暴。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把两个文明建设好。不要图虚名,要图人民的实惠。”

　　1998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拉开窗帘时,恰好看到省委大门口一中年妇女赤裸上身不顾警卫人员拦阻往院里冲,即让秘书通知信访局长赶快过来接访,弄清情况后向我汇报。信访局长很快气喘吁吁地到了我办公室,汇报了情况。那位妇女受村干部刁难,不划给她宅基地,两个儿子无宅基地盖房娶不上媳妇,因而到省里来上访。我当即给这个市的领导打了电话。后来得知那件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我自己接访的次数再多也毕竟有限,多数是通过批阅材料分析情况,督促解决问题。有些材料很翔实,反映的情况很有说服力。1997年10月,我看到一份材料上反映某县的一些农民,为逃避农民负担以及地方的各类乱收费、乱集资,把户口从当地公安部门提出来,办理假迁移,或将户口放在口袋里。这种“口袋户口”现象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也有不少。1997年11月,看到大众日报《内部参考》上反映的某县某乡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这个乡是1978年新成立的小乡,全乡2.8万人,乡镇干部加上“七站八所”的人员吃财政饭的多达250人,公办民办教师250人。上年农民人均负担150元,全乡合计400万元。而乡村干部和教师的工资以及优抚费、计划生育经费、报刊杂志费等,算下来需要480万元。也就是说,把农民的提留和各种税费都收上来,收支相抵还差80万。有的上级部门还要求乡镇“五小”配套:要有小食堂、小阅览室、小娱乐室、小浴室、小花园,独门独院,有的还要求有微机室。

　　当时围绕减轻农民负担,省里多次开会研究部署,我也费了不少脑筋。首先是摸情况。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组成14个督查组,对各市地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督促各地认真贯彻中央、省委有关文件,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落到实处。其次是从上级机关抓起。要求省直部门带头自查,停止不切实际的升级达标活动,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1997年年底,开始清理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省政府取消了36个涉及公路、电力、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项目,纠正了一些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第三是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接下来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中,通过撤并乡镇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加大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使农民负担得到较大幅度的减轻。2000年以后,涉及农民负担的信访量大幅度降了下来。当然,取消农业税、给种粮农民补贴,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那是后来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

　　现在想来,我仍然特别感谢山东的各级信访干部,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化解了不少矛盾,也给我很大支持。我经常对他们讲:做信访工作要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受到不公、委屈,日子过不去,甚至受到欺压,咽不下那口气,向党和政府反映,应当怎么办?有些上访群众有气,不让人家把气发出来不行。如果群众把气出到你们身上,心情能够舒畅一些的话,我看你们就作出了贡献。如果有人行为过激对不住你们,就算是我对不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