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设定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周恩来对群众来信反映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是批给相关部门、地方或具体责任人给予处理，但他绝不是一批了事，而是要求汇报处理情况，并对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这就杜绝了有些人敷衍塞责、虚与委蛇的可能。比如，1952年1月18日，针对上海一名群众反映供给制难以养家糊口，要求实行薪金制的来信，周恩来批示：“当令人事、财政两部限五天内定出办法送批。”1968年8月27日，针对章士钊来信反映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在南京因其父亲问题受批斗一事作出批示，要求当地驻军“本月底”派人“了解覃瑞情况，并指出覃瑞的父亲是统战对象，今后不要搞她的问题”；从27日到本月底，调查解决问题限定在4天之内。再如，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将一封反映国防科研系统体制等问题的来信批给李先念、余秋里等，要求“在1973年1月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方针来”。限定解决问题的时间之明确，之短暂，不仅反映了一种工作效率，更体现了周恩来忧群众之所忧、急群众之所急的为官立场与情怀。

　　其三，讲究效率，更讲究效益。周恩来一贯把人民来信当成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处理得当，就会事半功倍。1971年3月16日，针对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夫人郑洁贞请求赴英定居的来信，周恩来批道：“可以同意，并赠旅费及生活费。”如此简洁明了的批复，既满足了当事人的正当要求，解决了问题，又根据来信人的特殊身份，予以特殊对待（“赠旅费及生活费”），这对来信人而言无疑是意外的惊喜，自然也有助于增进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感情。寥寥数言，却情谊饱满，足以让人倍感无限温暖和关怀，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细致周全的处事之道和高人一筹的领导谋略。

　　■一竿到底究落实，对官僚做派不姑息

　　广大群众给党委和政府写信，尤其是直接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除了感谢信、表扬信，更多的还是反映问题，有的甚至是伸冤诉苦，之所以会存在大量这样的信件，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部门或基层政府不负责、不作为，其根源就在官僚主义作风。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针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从20个方面作了形象刻画，包括“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等等。

　　周恩来深知“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同这种“病症”作斗争，也就成为他必须正视和面对的工作内容。